缅怀西蒙娜·薇依

薇伊认为,为了找出真相,必须要走出实验室或者图书馆,哲学除了行动和实践以外什么都不是。

西蒙娜·薇伊(1909-1943)

75年前的8月26日,伦敦南郊60公里外的阿什福德小镇,一座庞大的维多利亚时期建筑里传来了噩耗。格罗夫纳疗养院的验尸官完成了他的检查,这次的死者在两年前就已经死亡了。他在尸检报告中写道,死亡原因是“心肌细胞凋亡导致心脏性死亡,诱因是饥饿与肺结核。”但这个临床鉴定不久便在道德评价面前败下阵来:“死者系自杀,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采用拒绝进食的方式导致死亡。”

这位死者后来被葬在了阿斯特福的白布鲁克公墓,简单的石板墓碑平躺在墓前,刻着她的名字和两个重要日期:

西蒙娜·薇伊

1909年2月3日

1943年8月24日

西蒙娜·薇伊在白布鲁克公墓的墓碑

白布鲁克公墓把薇伊墓地的位置醒目地标在了地图上,从此这一小方土地成了阿什福德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之一。慕名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于是在薇伊简单的墓碑上又增设了一块新的大理石板,简单勾画了薇伊的成就:“(1942年)加入了坐标伦敦的法兰西临时政府……她的著作奠定了她作为现代最瞩目的哲学家之一的地位。

石板就这么大,容不下更多文字了。1943年1月,薇伊到达了伦敦,即将被纳入戴高乐麾下,加入“自由法国”(Les Français libres)运动。但就和她这一生中许多事情一样,这项事业也中途告吹,薇伊拒绝待在任何愿意接受她的组织里。加入这场戴高乐主义运动之后的四个月,她就宣布退出了。她的理由是上司们不断拒绝让她去执行占领法国的任务。

自由法国指挥部认为,如果让她去,这项任务最终会以薇伊被捕毙命告终。奇怪的是薇伊并不这么认为,她努力想要说服老朋友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舒曼后来成了戴高乐的军师之一,她说“任何不需要太高的技术,但十分艰难且危险的任务,都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更重要的是,薇伊还言之凿凿,她孱弱的身体能保证自己“还没来得及泄露任何秘密”,小命就没了。

除此之外,还有更奇特的事情。薇伊墓碑前那句介绍,称她是“现代最瞩目的哲学家之一”,但在短暂的一生中,她并没有出版多少著作。薇伊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是一所高等教育的精英学院,她却一直想方设法逃避大家对她的期待。虽然她毕业后在好几所公立中学教书,但正如薇伊跟学生们说的那样,她的动机是因为做老师让她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学校管理人员并不怎么待见她,其中有人还把她称作“红色童贞女”(Red Virgin)。不过更让他们感到失望的是,薇伊还站到罢工的工人中间一起游行示威、参与了工会的辩论、教授成人教育并且给不少报社供稿。和乔治·奥威尔和阿尔贝·加缪一样,薇伊也是极端左派,她不相信保守主义者,对革命分子也没什么好感,一点也不输对保守派的质疑。她选择站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组织的阵营里。

就算是上面这些运动,对薇伊来说都不够真实,她认为真实植根于体力劳动者的世界里。有时候她似乎是被一种病态的浪漫主义驱使着,满怀热忱去体验这个世界。当她对一个渔民说,希望渔民能带上她做个水手,尽管自己在船上一无所用的时候,渔夫一头雾水。薇伊的“不幸”就在于她从未感受过贫穷。薇伊曾经想要给一对农民夫妇干活儿,她向他们忏悔说:“我想要的就是过上穷人的生活,分担他们的工作,与他们分忧,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粗茶淡饭。”这对夫妻惊呆了,这个巴黎资产阶级家庭的富家女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请求,但还是不情愿地接纳她进入了自己的生活。一个月后,他们便请她离开了,这次倒是出于自愿。这段相处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薇伊一刻不停地用问题炮轰她们,而且当大家坐下来准备吃饭的时候,她一口都不吃,解释说“印度尼西亚的孩子们正在饿肚子呢。”

但在薇伊追逐事业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精神病学家和怀疑主义者都无法解释的东西正在她身上种下种子,持续生长。“如果一个人只有一个想法的话,那他手中就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薇伊坚持认为,“人类最大的错误,就是去思考推论,而不是去找出真相。”所谓“找出真相”,在她眼中就意味着走出实验室或者图书馆,离开咖啡厅和教室。她在日记中提醒自己,哲学“除了行动和实践以外什么都不是。”她一定还补充说,哲学还事关真理。然而在学生们面前,她总说真理一定是“关于某件事的真理”,它是鲜活的、经验性的、深深刻入你的骨髓的。薇伊认为,即便她的知识分子同僚们表面上为工人大声疾呼,也没有办法摘得这种真理。他们“自己从未进入制造工厂,充当一枚机械的小齿轮”,又怎么能给“工人异化论”打蜡抛光,装饰得冠冕堂皇呢?

薇伊“言出必行”的追求不仅把她领到了拖网渔船和农场跟前,更出名的是,她还走进了工厂。1934年末,薇伊从学校请了长假,然后接下来一整年都辗转于巴黎的三个工厂里。正是在这些震耳欲聋的可怕建筑中,她被牢牢绑在了机器上,机械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每天无数次,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她最搅动人心思的发现诞生了:苦难(le Malheur)。与其说这种泯灭人性的境遇是来自肉体上的折磨,不如说是精神上的堕落。人在工厂里沦落成机器般的存在,不停重复着体力劳动,被紧迫的时间表逼着干活,还有猎狗一样的领班在一旁凶神恶煞。可这些工人们头脑太简单了,根本不会思考,基本没怎么起过抵制或者反抗的念头。这段在走向异化的学徒期强迫薇伊认识到,工厂几乎让我“难以克服这种生活的中包含的巨大诱惑:弃绝思考,这也是避免苦难的唯一出路。”

但薇伊就像是被诅咒了,她没办法停止思考,即便是在最惨绝人寰的环境之下,头脑也在转动。如果真的不再反思了,事情会是如何呢?如果她停止思考了,这个人也就不再是西蒙娜·薇伊了。薇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扶了扶金属边眼睛,穿着和昨天一样的衣服(明天她还是会穿这一套),对学生重复强调着自己的内核信念:“如果一个人压住自己,不再想这些东西了,那么他无异于同谋。我们得做点不同的,在这个系统中找到一个位置,并且付出行动来改变他。”如果哲学不能带我们找到这样一个结论的话,那么我们的纸上谈兵就一文不值。

再后来,法国沦陷,落入纳粹的手中。原本势在必行的“付诸行动”就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了。从一定程度上讲,薇伊所做的实践也就是写作。她生命的最后三年也是这一生中最高产的一段时间,起码从文学的角度上看是这样的。住在马赛的日子里,她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这也是必要之举,因为纳粹德国控制下的维希政府禁止犹太人从事任何白领行业,薇伊笔耕不辍,1942年到了纽约也没有停止写作。作为一名作家、思想家,薇伊引起了自由法国运动的注意,并在1942年年末邀请她来到伦敦,共同筹划法兰西共和国的东山再起,且参与到法国解放后的法律修订工作中。在伦敦短短的几个月里,薇伊的文字加起来有好几百页,从简明扼要的分析文章,到她的代表巨著《扎根》都在这段时间写成。

《扎根》
[法]西蒙娜·薇依  著 徐卫翔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1

但对薇伊来说,尽管这些作品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而且往往呈现了令人不安的见解,但没有一部作品能比得上付出行动。写文章远远不够。薇伊曾对舒曼说,“整个世界所受的苦难困扰着我,快要把我吞没,我身体的各项机能似乎都要被它击垮了。而让我的身体重新复活,从这烦恼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我自己承受大量的危险和苦难。”薇伊想,还有什么能比做个护士更危险、更痛苦的呢?当然不是普通护士,不会像阿什福德的疗养院里治疗她的护士那样(薇伊对护士们还是很友善的,而医生就不同了,他们来查房的时候气氛恐怖,令人紧张得指关节发白)。在薇伊的脑海中,护士有一种不同的使命,她在一系列手稿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对这一职业的构想。有一篇用英语写就,标题是“火灾最前线(原文如此)志愿护士组计划”,其拼写错误实在太明显了(原标题是fire-line,意味火灾最前线,而根据文章大意应该是front-line战争前线)。这篇文章认为,与其说护士的使命是拯救伤员的性命,不如说是牺牲自己。她们从降落伞上跳下,为伤员服药、缠止血带,更重要的是,这些身着白色制服的女人和德国士兵的移动靶子无异。薇伊有一事说一事地解释说,“她们需要牺牲自己的性命作为献祭。”

戴高乐将军大概最多读到这里,就抑制不住脱口而出那句著名的话:“她真是个奇葩啊!”也许薇伊是有些精神失常了吧,但随着事情的进展,慢慢证明了她的疯狂是理性的。她说对了,德军取得接二连三的成功,原因不只在于策略和物资上的优势,还有军人和士气。纳粹党卫军尤其如此,他们“不仅时刻准备着拿生命做赌注,还做好了死亡的准备。”薇伊指出,法国的策略不应该是复刻纳粹主义残忍的个人崇拜,而是创造一种截然相反的东西。为了把这种同情和团结而不是野蛮和残忍更加具象化,薇伊认为,哪里的杀戮最惨烈,哪里就是护士的目的地,这样能够让那些强制撤退的我方士兵打起精神来。”

毫无疑问,薇伊希望带头成为第一批空降到战场上的护士,还为此上了第一堂急救课,满怀期待地为自己的使命做准备。但她的计划并没有收到多大反响,人们只是感到震惊和无语。薇伊对为战争做点什么的念头心灰意冷,至少是除了这几个月来一直坚持的节食之外,她对其他事情都失望透顶。在法国沦陷区的人们不得不屈服于纳粹极端配给,吃着一丁点的食物,于是薇伊也拒绝吃得比他们多。然而这样的节食让她落下了肺结核、让人麻痹的偏头痛和虚弱的心脏。事实证明,她“付出的行动”并不比降落到前线安全多少。

然而破灭的美梦依然伴着薇伊,直到死去那天。在这段旅程中,她最后一次落笔留下一个词:护士。

薇伊是不是真像验尸官说的那样自杀了呢?当然,我们永远也不会知晓答案。但我不得不引用她的粉丝阿尔贝·加缪在小说《鼠疫》中那个牧师的实践报告来评价,她的死“真是一桩疑案。”对薇伊来说,死亡既不是通往哲学的道路,也不是哲学的重点,而是研究哲学的一种可能的结果——如果我们不仅仅把哲学看作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确实如此。正如当代哲学家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在《为理念而死》(Dying for Ideas)中所说的那样,“哲学思维不仅是思考、言语或者写作……而是冒险的决心。”

几乎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个要求都高不可攀,起码因哲学而毙命,这点很难做到。但薇伊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和苏格拉底和塞内加一样,薇伊也要求我们,不能只想到哲学生活的风险和代价,明白其目的。

本文作者Robert Zaretsky任教于休斯敦大学荣誉学院,是洛杉矶书评的历史栏目编辑。他的新书《叶卡捷琳娜与狄德罗:女沙皇、哲学家与启蒙运动的命运》(The Empress,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Fate of the Enlightenment)明年春季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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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洛杉矶书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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