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为什么极优秀的中国学子到国外脱颖而出的非常少?

“知足常乐用在对生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上没错,但是我们这些其实接受了大学文化教育的、得到一些特殊教育资源的中国人知足常乐,这就有大问题。”

9月9日,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获得“2017年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奖金高达100万美元。9月16日晚,施一公在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啦》,分享了他的成长历程与选择,以及他对卓越人才的期望与思考。

以下是他的演讲精编。

口 述:施一公

编 辑:亦萱

来 源:正和岛

 

父亲意外去世,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崩溃了

我很幸运,被保送去了清华大学,入学的时候懵懵懂懂,但从学校出来,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把这个世界看得很明白了。在清华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对我影响非常大,那是大三刚入学的时候,我的父亲突然离我而去。

在9月21日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之前,我们班突然进来一位传达室的大爷,他问,在座的有没有叫施一公的。我说我就是。他说你家里出事了,赶快出来。我当时心里一凛,不知道什么事。我大姐给我发来电报,7个字:父病危,速归速归。我拿着书包,直接奔往火车站跑,十二点跳上了第一班去郑州的特快上,我很少流泪,但是在火车上,我一直忍不住流泪。晚上9点多到郑州,我等不及等公共汽车,从火车站跑回家里,希望能够见我父亲一眼。跑到家,我看到家里的花圈,看到父亲的挽联。我很崩溃,无法抑制感情。

原来我的父亲两天前,在下班的路上被疲劳的出租车司机撞倒了。那位司机把我父亲送到医院急诊室的时候,他还只是昏迷,我们事后看记录,当时的血压是130/80,脉搏62,都是正常的。如果正常施救,我父亲会看到我今天。

当时急诊室里有一条规定,要先交500块押金才能施救。1987年500块钱比现在的50万还难凑。那位司机开车花了4个半小时,凑足了500块钱,赶回医院急救室后,我父亲脉搏已经没有了,血压没有了。

我难以想象,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我们家,为什么要我承受这一切?大学三年级的我价值观、世界观崩溃了。多次我会半夜两三点跑到圆明园,让自己的体力在狂奔中消耗为尽,大哭一场,凌晨回到宿舍,开始一天正常的生活。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懵懵懂懂地、简单地继续学业。我想了很多,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改变社会。当时我想从政,因为我觉得,从政可以最直接地给一个城市、一个乡村、一个省、一个行业带来福祉。80年代的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在冲击我们。我从政的想法,两年之后,就放弃了。

我提前一年毕业,迫不及待走上社会,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去香港经商,合同都签了,但还没履行,合同又失效了。没有就业就失业了。我想了一晚上,在清华大学生宿舍7号楼的3楼,决定出国留学。

不要轻易被以金钱论英雄的价值观牵引

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很迷茫,我曾经想转行,转计算机,转经管。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抚养我的母亲,想挣钱,想了很多,但没有想到,一旦进入实验室以后,发现在科学研究这个殿堂,是如此之神妙,超乎你的想象。

1995年,我在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系拿到博士学位,尽管觉得自己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会去做学问了。我仍然去面试了几个位置,期望不让自己留遗憾。我拿到了一个保险公司中国首席代表的位置。当时面试我的一位面试官跟我说,小施,中国保险法刚刚放开,你加盟我们,我们进军中国市场,转眼间你就能拿到6位数字的收入,你会是中国市场的开拓者。我听了,觉得这很好玩,但不够浪漫。

我去面试的主要目的,是说服自己,做学问、做科学是最浪漫的事情。当你真正凭自己的兴趣走一条路,要坚定地走下去,不要轻易被周围的人和事物打动。对于我而言,从事科学研究是一条正路,我不会为周围的东西所打动。我也希望在座的朋友、同学,能好好走自己的路,不要轻易地被周围的价值观牵引,尤其是不要轻易被以金钱论英雄的价值观所牵引。

我一直在想,我父亲对我的期盼。我们这一代学生,一度以为美国是一个美好、自由、完全民主的国家,实际上到了美国之后,我的梦幻破灭了。我在美国被抢过一次,我的车被偷过一次。在美国前两三年的经历,让我开始能够比较客观地审视周围的环境和世界,我的世界观重新稳定下来,甚至回到了我的父母对我期盼的一种世界观的这个尺度里来。

1995年博士毕业,我就想回国。我爱人仁滨问我,你回国能干啥,中国不缺你这样的人。我说回国,至少三件事我可以做:我可以去我的中学去当英文老师,去当数学老师;如果中学不要我,说我没有做老师的资质,我可以去做导游,我喜欢旅游,我可以中英文讲解;如果还不行,开出租车。北京街头出租车司机有多酷,侃大山,多豪爽,我也喜欢开车。

但我还有点不甘心,真要回来,我还想让自己往前走一步。在我看来,用自己的才智为社会创造财富,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前进,是一种浪漫,我又读了博士后。从1995年,一直到现在,我从事相对比较独立的科学研究,整整22年。这是最让我内心得到平静和满足的一份职业,我会在自己空闲的时候,给我的爸爸写几句话,告诉他我在学术上取得了什么成就,我的成就将来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应用,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做学术让我内心重新得到宁静,得到很多满足。

为什么极其优秀的中国学生到国外脱颖而出的非常少?

如果你问我,十年前回国有什么目的?我想影响一批青年人,我想培养最优秀的创新型青年才俊。虽然回国的念头产生于1995年,但一直到2007年,我才在清华培养第一个博士生。我花了12年做准备。

我常常心里不平衡。什么不平衡呢?我这一届,清华有2251位本科生,毕业后,有一千六七百都去了美国,现在大部分还待在美国,我没有准确统计数字。我们这么多极其优秀的中国学生到了国外,能脱颖而出的非常少。

我在普林斯顿当助理教授的时候,去跨国制药公司参观,接待我、和我交谈的都是白人,而在这个公司打工的,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国人,他们是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国内一流名校的学生,他们的智力、能力、学识远远高于他们的老板,他们老板的老板。可是他们很满足,这是件非常遗憾的事。

我们的文化里,有个观点——知足常乐。知足常乐用在对生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上没错,但是我们这些其实接受了大学文化教育的、得到一些特殊教育资源的中国人知足常乐,这就有大问题。所以我心里一直不平衡,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想回清华。

我有时候想,清华强则中国强。我刚回国的时候,曾信誓旦旦,要改变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让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如果做成,这就会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会让中国变得更加美好。

清华每年3000学生,如果他们没有在满足小我的同时能够把大我、把这个社会放在心上,没有这种心怀社会的浪漫情怀,这就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有种观点,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真是不理解,我很小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是我的父母、我的老师希望我长大成才,能够做大事。小学的政治老师告诉我,施一公,你长大了,要为驻马店人争光。这话我记到现在。在我最崩溃的时候,我会写日记,会拍拍胸脯,鼓励我自己,别忘了你是施一公,别忘了,你要做大事。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大事是什么事。

在我看来,无论做什么,最后看能不能作为一个人实现自己的价值,能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当你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时候,作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是有问题的。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想一想,有自己独立的判断。生命只有一回,要把生命体验到极致。

中国的大学生,均值很高,但方差很小

我一直在思考,创新如何鼓励?中国的大学生,我们的均值很高,但方差很小。我们不喜欢大家标新立异,我们喜欢大家都循规蹈矩,走路、坐姿、衣服、发型,都尽量统一,这种情况下培养的学生,思维方式也受禁锢,会阻碍创新。

我在中国长大,又在美国待了十几年,我总在比较其中的优劣。美国教育的公平由公立大学保障,但这个社会科技的卓越,基本上由私立大学保障,从西海岸的加州理工、斯坦福、到东海岸的普林斯顿、哈佛、耶鲁,超一流的这些学校都是私立的。

而作为一个国家,它的实力体现、国家安全保障靠卓越,而这个卓越一定要靠特殊方式来保障。怎么做到呢?比如,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在杭州,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化的、世界级的、研究型的民办大学——西湖大学。我希望民办大学和公立大学交相呼应,民办大学成为公立大学的补充,他们共同为国家为社会培养高精尖的人才。

过三十年,五十年,我们的后代能够对世界说,我们中国人做出了跟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历史相配的贡献,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而这一点要达到,需要创新,这种创新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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