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史如此短暂 艺术家应如何与世界对话?

在缺乏健全的学术体制、缺乏严肃的艺术批评和研究的情况下,靠着趋之若鹜的投机者和盲目涌入的热钱,中国的当代艺术还可以繁荣多久?

当代艺术在西方有多受欢迎?从美术馆的最新参观人次以及拍卖行的最新成交金额上,我们或可略见一斑。当代艺术写作在西方有多受欢迎?英国费顿出版社的一项销售数据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2016年10月,费顿出版社出版了当代艺术评论集《从A到Z:当代艺术关键词》,上市三个月,这本书在英国的销量就突破了一万册,达到了超级畅销书的级别。

这本现象级图书背后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当代艺术杂志之一《Frieze》——创刊25年来,它一直致力于突破当代艺术的边界,使其与文学、电影、建筑、时尚等其他艺术门类,与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建立联系——《从A到Z:当代艺术关键词》就是《Frieze》杂志25年的内容精选。今年9月,这本书的中文版由无界时代旗下一好阅读出版,它的引进为发展迅猛的中国当代艺术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

在缺乏健全的学术体制、缺乏严肃的艺术批评和研究的情况下,靠着趋之若鹜的投机者和盲目涌入的热钱,中国的当代艺术还可以繁荣多久?没有解释和转译的工作,中国的观众真的看得懂当代艺术吗?除了应接不暇的视觉奇观之外,他们从美术馆里还能获得什么?缺乏有效的言说工具,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又如何在西方话语霸权之下发声?

在《从A到Z》新书发布之际,一好阅读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联合举办了一场当代艺术的跨界对谈,学者汪民安、诗人王家新和艺术家向京一起探讨了当代艺术视域下的翻译与写作问题。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节选并整合了三位嘉宾的现场发言内容,以飨读者。在他们看来,翻译不仅是跨语际的翻译,还是跨文化的翻译,很多时候创作本身、言说本身就带有翻译的性质;而写作也不该沦为互相吹捧、附庸风雅的游戏,或者是将艺术品包装成高端消费品的策略,它甚至可以超越艺术作品本身,获得一种独立的价值、一种深入社会现实或提炼美学理论的可能。

《从A到Z:当代艺术关键词》
《Frieze》杂志 编著
一好阅读 2017年9月

王家新:“信达雅”的翻译观念必须被冲击

我们生活在一个翻译的时代,翻译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焦点,也是文学研究的焦点。2013年我去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同行的还有杨炼和顾彬。我在发言时谈到一个观点——“我们翻译无需原文”,下面观众听了都笑了,杨炼说“翻译怎么可能不需要原文呢?”其实换一种说法就清楚了,那就是“你不在翻译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翻译”,写作本身带有一种翻译的性质,或者说,语言文化本身就带有一种翻译的性质,艺术本身也带有一种翻译的性质,我觉得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翻译的问题起源于古老的巴别塔神话,上帝为了惩罚人类的狂妄,变乱了人们的口音,让人们互相不能理解。这个神话具有普遍的意义,不但对于西方文化有效,对中国文化同样如此。所以我欣赏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讲过的一句话:“我们的文学是巴别塔的儿女。”的确是这样,所以翻译很重要,巴别塔之后翻译成为人类的宿命。无论是自觉的翻译还是不自觉的翻译,这都是我们的命运,一种文化的命运。

波德莱尔曾给诗人下过一个定义,叫做“诗人作为译者”,这正好符合我对诗人的认知。翻译本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译者的翻译观念和翻译方法,与前代相比有很大的变化。就像一个诗人不但要写几首好诗,还要建立自己的诗学一样,翻译也如此——不但给读者译出好诗,还要通过翻译回应这个时代语言文化的诉求,对当代诗歌的语言产生刺激,建立与这个时代相称的一种翻译诗学。

对谈现场

一谈到翻译,人们心中肯定首先跳出一个“信达雅”三字经,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的翻译观念。在今天,这老一套的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也必须冲击!翻译观念必须刷新,因为翻译观念和诗歌观念、语言文化观念,包括对存在的认知是深刻相关的,所以这些年我本人不但翻译,也致力于翻译方面的研究,试图有限地推动翻译诗学的建立。

举个例子,信达雅,首先是“信”,也就是忠实的问题,一种是字面意义上亦步亦趋的忠实,另一种则是通过背叛达到的忠实,而更高意义上的忠实是在坚持原作精神的前提下更有创造性的忠实。这些年来,我研究一些西方的译者,比如庞德、保罗·策兰的译者,从中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启示,他们的翻译观和翻译实践都更大胆,更有创造性。

向京:中国当代艺术历史短暂,很多艺术家用翻译的方式搞创作

我想,其实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写作的人,他们做的也是一个转译的工作。在整个当代艺术的生态链当中,艺术家只负责产出作品,叫“艺术家”可能都有点过誉了,就是一个劳动者,一个干活儿的人。他生产出来的作品会进入到这个生态链的其他环节中去,其中一环就是要向公众解释这个作品,这种解释工作也是一种知识生产,它的最终目的是成为公共教育的一部分,可以让普通观众更关注和贴近艺术。

但是,正如王家新老师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巴别塔的世界里,这是人类整体的宿命。在中国,首先当代艺术的历史非常短暂,其次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都是外援的,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大量的“翻译语”来讲述我们自己的文化。不仅仅是做转译工作的写作者,就连我们艺术家本人都在试图了解和掌握所谓“更先进”文化的语言系统,很多艺术家都在或多或少地用一种翻译语或者类似翻译语的方式进行创作,这与我们生长的土壤、我们的文化场域有关,因此在整个艺术行业中,这是大多数人很难突破的一个困境。

因此我觉得,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发生、发展的一个并不太长的历史中,其实我们最欠缺的就是写作,包括艺术史、艺术评论、艺术理论和与策展工作相关的一切写作。写作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对作品的转译工作,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有效的言说。

事实上,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当代艺术,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评判的标准,我经常看到一些作品,也觉得莫名其妙。一方面,当代艺术一直在不断地变化,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就像一个越转越快、无法控制的机器,不停地产生着时髦话题,艺术家应接不暇。即便媒体试图将艺术或艺术家打造成所谓的“新贵”或时尚明星,也无非是消费社会把艺术品变成高端消费品的一种策略而已。在这一整套系统运转的过程中,我也在很艰难地摸索,想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情况可能更不容乐观。虽然比之于我看到的西方当代艺术作品,我真心觉得中国当代艺术有很多很棒的作品,但是,由于我们缺少完整的学术机制,缺少艺术写作这样一个版块,所以失去了真正去发声、去言说的机会。 汪民安老师在这本书中写道:“艺术作品在这些评论中既被得到强调也被最终抹去直至消亡,它在书写中被强调,亦在书写中消亡。”我反倒觉得,如果没有书写,艺术作品消亡的速度可能会更快。

向京

艺术写作的缺失,还导致艺术在没有经过一定的学术讨论或研究之前,就被直接推向市场。人们通过市场上一些可量化的标准来评价艺术的价值,这其实会对艺术以及艺术家造成很大的伤害。还好中国人多,不断地涌现艺术生产者,因此看上去还一直保持着一个比较繁荣的状态,但如果艺术写作这块一直缺失的话,那这种危害性就会越来越凸显出来。

我在看今年卡塞尔文献展的时候,曾经很激愤地跟朋友说,“以后艺术也不需要那么多严肃的思考了,艺术就只剩下两种:一种是中产阶级趣味的消费品,挂在客厅墙上的装饰画;另一种就是公共艺术,陈列在公共空间里。”这句半开玩笑的话背后,是一个艺术从业者切身感受到的一种无力。一方面我很羡慕欧洲,他们整个学术系统对艺术有如此好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个系统没准儿也是一个阴谋,是把艺术打造成价值连城的商品的一种策略。

汪民安:当代艺术评论近年来发展最好,优秀年轻写作者大量涌现

之前我也认为,中国的艺术批评是所谓的“红包批评、友情批评、圈子批评”,但这一两年我的想法有一些变化。我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文章,除了看哲学方面的文章,我也看当代艺术评论、文学评论、电影评论、戏剧评论和建筑评论。比较之下我发现,这三五年来当代艺术评论是其中发展得最好的。而其中很多质量很高的文章,作者的名字我都没听过,他们是没有名气和影响力的年轻人,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是学生,或者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因为你一看他们的文章就知道,他们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对当代西方理论特别熟悉。这样一批年轻的写作者,正大量出现在当代艺术评论领域。

我是中文系出身,1988年上大学,整个上世纪90年代几乎都是在文学院度过的。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评论做得还是很不错的,而那时候的艺术评论非常差,现在这个情况完全反转过来了。做当代文学评论的人已经基本不读哲学、不读理论了,电影评论也是如此,曾经拉康、阿尔都塞、德里达这些人的思想在电影界有很多讨论,现在的电影界和文学界都不谈理论,都是谈印象和感官,做社会背景分析,哲学和理论的市场反而在艺术界。

汪民安

说回艺术评论和研究,我觉得大体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是针对一个展览、一件作品或者一个艺术家的非常直接的、及时的评论,它介于媒体和学界之间,既不是纯粹的记者的报道,也不是学者的研究。这种评论是非常必要的,每个展览都需要反馈,《Frieze》杂志出的这本书就是这类评论的一个标杆,它代表了目前世界范围内比较有启发性的一种艺术写作方式。

第二是艺术家的自述或者访谈,形式可能是他的随笔、日记或者是谈话录等等,像杜尚、博伊斯、安迪·沃霍尔这类大艺术家,也包括一些大导演,都出过这样的书。

第三是艺术研究著作,包括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作者基本是大学教授,他们写的是非常严肃的学术文章,有非常严格的学术规范,是大学体制内的研究。

最后一类也是将来真正可以流传下来的,在50年、100年以后还有人读的文章,就是伟大的哲学家写的艺术评论。最典型的就是德勒兹写培根,福柯写马奈、委拉斯凯支的文章。福柯讲《宫娥》的文章1966年出版,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至今所有人讨论《宫娥》这幅画一定会参照福柯的这篇文章。更早的还有黑格尔的《美学》、康德的《判断力批评》等,这类哲学家写的艺术理论方面的书都是能够一直流传下去的。因为这样的文章脱离了作品和艺术家本身,获得了一种独立的价值——德勒兹写的不是培根,而是自己的哲学;福柯讲的也不是《宫娥》,而是关于词与物的思考。我认为这四个层面的艺术写作——评论家的、艺术家的、大学教授的、哲学家的——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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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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