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满族皇帝 乾隆为何喜欢汉装cosplay?

学者巫鸿认为,“皇帝的乔装打扮使得他们对汉族文化传统的占有和挪用合法化。”

清佚名《乾隆帝薰风琴韵图》轴。图片来源: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省博物馆年度大展“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正在浙江省博物馆西湖美术馆展出。来自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及国内其他博物馆、图书馆的200余件珍贵展品一齐亮相,全面介绍了乾隆皇帝其人其朝,力图让观众全方位地了解乾隆的生平与功绩。

展品当中有两件画作看上去有些特别:一件是由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年-1766年)所作的《平安春信图》,一件是由姚文瀚所作的《乾隆帝鉴古图》(又称《是一是二图》)。它们的特别之处在于,乾隆在画中身着汉装,呈现出了道教仙人和文人高士的形象。

众所周知,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要求所有子民“剃发易服”的非汉族统治政权。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友枝(Evelyn S. Rawski)认为,清朝的历史与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和多元族群的民族-国家(multiethnic nation state)的构建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直接相关。达特茅斯学院历史系教授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则指出,旗人与被征服的汉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是清朝早期族群认同的重要区分。拒绝采用汉族服饰制度,强力推行满族服装,反映了满族统治者对血统和民族优越性的执念。

然而在上述两幅画作中,乾隆公然打破了现实生活中的禁忌,穿上传统汉族服装,被来自传统汉族文化中的丰富象征符号和视觉暗示所围绕。这又是为什么?

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巫鸿在《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一书中指出,尽管清朝皇帝从来不曾失去自己的种族意识和政治优越感,然而在成为中国统治者之后,他们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就是如何保持自身的凝聚力,使一个少数民族能够统治一个人口多出约50倍的多数民族。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资助与继承,因而成为了满族统治者维护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无论是清宫汉装美人图的盛行(例如著名的雍正“十二美人”屏风)还是乾隆的汉装图,反映的都是异族统治者对作为中国皇帝和儒家圣贤身份的身份认同与合法性确认。

早在青年时期,乾隆就开始让宫廷画家为自己画汉装肖像,其中唯一一幅仍维持原初形式和安放环境的作品位于故宫养心殿的三希堂,裱在了用来遮掩乾隆的私人书房的屏障门上。根据巫鸿的判断,《平安春信图》为这幅屏障画的草稿之一。

郎世宁《平安春信图》轴

在画中,年轻的乾隆和一位更具权威感的年长者并排站着。年长者表情严肃,正将一支梅花递给乾隆,后者微微俯身,恭敬地接过梅枝。根据雍正肖像画判断,画中的年长者正是雍正——在清朝的所有皇帝中,只有雍正在嘴角蓄着向下垂的小胡子。

巫鸿指出,在理解《平安春信图》的内在含义之前,我们需要注意这幅图本应处在的建筑环境。三希堂是乾隆用来收藏中国书画珍品的场所,换言之,这里可谓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珍宝库。“在画中,这两位满族统治者把自己打扮成汉族文化的典型人物,他们的德行通过传统的汉族象征物表现出来,其中最主要的是竹与松。因此,皇帝的乔装打扮使得他们对汉族文化传统的占有和挪用合法化。”

巫鸿认为,雍正递给乾隆的那支梅花象征着满族皇帝对发扬传统中国艺术和鉴赏所承担的责任。事实上,乾隆也的确以此为己任,他在三希堂中所题的一副楹联就表达了收藏中国艺术品背后的政治意义:“怀抱观古今,深心托毫素。”在另一方面,梅枝也寓意着统治权力的传递,“雍正给乾隆起的别号是‘常春居士’,而春天暗指了新的开端。画中‘春信’所指的因此是乾隆对天命的接替。”

《乾隆帝鉴古图》则揭示了乾隆变装肖像的另一个手法——参照乾隆收藏的古代画作,将画中主要人物的脸换成乾隆的。《乾隆帝鉴古图》模仿的是清宫旧藏的一开宋人册页。画中描绘了一位坐在矮榻上观赏收藏品的士人,他手持画卷,注视着一旁的侍者,面前摆放着鲜花叠石、香炉、放有书籍卷轴和古琴的桌子、圆凳和另一张桌子,矮榻后山水屏风上的挂轴是士人肖像画。

姚文瀚《乾隆帝鉴古图》轴

《乾隆帝鉴古图》保留了原作的构图元素,将乾隆作为中心人物放在画中,然而原作中的摆设被更为精致的摆设所替代,摆放在书桌和架子上的小物件都是乾隆的收藏珍品,包括商代的铜觚、新莽时期的铜量、宋代的瓷瓶和明代的宣德炉。

乾隆在画上提下了这首诗:

“是一是二?不即不离;

儒可墨可,何虑何思?”

在姚文瀚所作的《乾隆帝鉴古图》中,诗后的落款是“长春书屋偶笔”,但在另外一幅同名画作中,诗后的落款是“那罗延窟”——一个有着三张面孔的佛教神祇。巫鸿认为,这暗示了画中除了作为士人的乾隆和屏风肖像画中的乾隆以外,实际上还有一个乾隆,就是作为画前观者的他自己。乾隆谕令宫廷画家创作了五幅与之类似的画作,现存的这类肖像画至少有三幅,且这几幅画最初都是装裱在屏风上的。这种重屏形式实际上是为了加强他的自我神秘化。

在画作完成近60年后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在《平安春信图》上题诗:“写真世宁擅,繢我少年时。入室皤然者,不知此是谁?”《乾隆帝鉴古图》中的题诗,同样含有乾隆对自我身份的质疑。然而巫鸿指出,这些设问的目的不在于寻求解释,因为它本身就是皇帝对自己不同装扮的解释:

“按照乾隆的说法,《是一是二图》(即《乾隆帝鉴古图》)中他的两个镜像表现他的两种不同政治身份和策略,一种是儒家思想,另一种是墨家学说。但这些仅仅是表面,皇帝的真正身份是超乎人们的认识之外的。……如果《平安春信图》暗指了乾隆对皇位的继承,……那么《是一是二图》就是这位统治者表达他治国之方的象征。约两千年前的政治哲学家韩非子曾说:‘道在不可见……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因此,这幅画的目的并不是要展现或是证实什么,而是为了隐瞒和欺骗。”

《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
巫鸿 著  文丹 译
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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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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