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特·乔杜里:我的作家同行都忙着追逐奖项 不去写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印度作家阿米特·乔杜里认为,我们现在所阅读的书籍是由市场决定的,布克奖评委的观点比作品所需要的原创性和创新性还要重要。

插画:Thomas Pullin

几乎每一个英语小说家都觉得自己有必要尽可能地去朝着布克奖努力,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布克奖和小说家的关系就像居伊·德·莫泊桑所说的埃菲尔铁塔一样,当你在巴黎的时候,埃菲尔铁塔无处不在。他说:“要想躲开埃菲尔铁塔,你必须走进塔里面去。”同样,对一个小说家来说,想要去赢得布克奖的主要原因,就是摆脱布克奖的束缚,使自己能够专心工作、写作和思考写作。

另一个原因是布克奖是大多数文学出版商最主要的市场工具。如今像戴安娜·阿西尔(Diana Athill,她曾是V·S奈保尔的编辑)和查尔斯·蒙蒂思(Charles Monteith,他曾是威廉·戈尔丁的编辑)那样的人相对较少了,他们因为信守文学自身的价值,从而长期认同小说家,并保持着一种忠诚的态度。出版社曾经是作家的家园,它给予作家所必需的自由空间,使他们得以创造出传世的作品。现今留给作家的无论是智力上还是物质上的投资都很少了,文学奖项和入围短名单都是用来卖书的。尽管奖项这么多,布克奖却是唯一一个具有真正商业影响力的奖项。

一想到“年度作品”竟然可以被一群人以几乎是一天读一本的速度评选出来,而且这个评选每年都在进行,我就觉得十分荒谬。同样荒谬的是,认为这种方式可以为作者带来荣耀。能够评判一位作家的是时间,是他的全部作品,是他的读者和其他的作家,是这些一直能在他的写作中寻找到全新意义的人。之所以说布克奖不真诚,不仅是因为它在评选的过程中排除了特定形式的作品,诸如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还因为它只让出版商提名列举某一些作品。与其说布克奖所创造的是一种关注的形式,倒不如说它是一枚午夜惊雷。首先作为市场工具的是一份入围长名单(今年获得布克奖的长名单在上个月公布了):13本小说像灰姑娘一样排列着等待捕捉王子的目光,那些没有入围长名单的作品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侍女。

当短名单宣布以后,那13部作品中没有入围的也就失去了魔力,成为虚构的想象。紧接着如同魔棒一挥,最终获奖作品的出现使得短名单上的其他作家无人问津。王子和公主的结合仿佛是命定的结果,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媒体自然的反应。自由市场赋予获得布克奖的作品以一种童话故事般的结局——非此莫属,这正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提及历史的书写过程时说到的:一旦历史以某种方式发生了,无法想象还有其它可能的结果。

令人惊讶的是我(指本文作者,印度作家阿米特·乔杜里)所描述的这样一种价值体系被大多数作家默许了。尽管大多数人感觉到这种价值体系根本不能说明他们为什么成为作家,却很少有人去公开讨论。接受(acceptance)是资本主义最令人气馁的政治后果之一,它也影响了文学界,影响了出版商和作家处理事情的方式。布克奖如今控制着英国人如何思考、阅读和评价书籍,可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严肃的批评家。至于有些人不满意布克奖所评选出的个别获奖人,例如,1994年当詹姆斯·克尔曼(James Kelman)获得布克奖后,一个评委说“实际上,他的书很糟糕”,这一行为反而增加了布克奖的魅力。

布克奖的随机性庆祝的就是这种情况,它证实了市场所具有的突如其来的变形力量,它能够在颁奖的时候做到无法预期。它也改变了文学作品中诸如“大师之作”和“经典”这样的术语。

尽管如此,很少有作家对此表现出吹毛求疵的态度。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典型特征——接受。这种态度近来导致政治上出现深层异化的局面,并且选出了特朗普这样可怕的人。我曾遇到过一个小说家,他过去常常抨击布克奖,可是在他最终获得这一奖项后,他很快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整件事情令我非常震惊,似乎是伴随着他的态度改变的同时,他性格中的某些东西也跟着消失了。他非常温顺地做着图书宣传活动,仿佛是被人注射了大量的镇定剂一般。那曾使他生机勃勃的圣斗士一般的苦闷情绪不复存在,他成为了一则案例,这则案例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如何提供一种清除记忆后的满足。

我并不是说布克奖不应该存在,我是说它需要一个替代物,这个替代物不是另一个奖项。它是作家重新拿回自己的权力,作家的作品必须经由他们自己创造和评判,而不是一些来自外部的认可。一部具有原创性的作品是不会被所有人举双手赞同的,作家如果没有通过论证、争辩和激情的写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就没有做好本职工作。

弗吉尼亚·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会在某一天早晨醒来,继而思考:“《达洛维夫人》能否入围布克奖的长名单呢?”相反,她在作品中塑造了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他们质疑创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价值形式。伍尔夫对小说何为,小说能做什么、小说对读者的影响力,以及至关重要的一点,我们评价或忽略小说可能性的方式这些问题所作出的重新表述,在今天如同当时一样紧迫。

D·H劳伦斯、T·S艾略特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也都曾经在作品内外表达过对文学的看法,因为文学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还没有被解答出来。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也仍然没有答案。

但是,正如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其它生活一样,作家身上的主动性也在消失。当他们在文学庆典活动中流连忘返的时候,他们愿意让别人来决定为什么自己的作品意义非凡。

在重要的讨论中,一个占主流的观点是,任何时候都应该放弃定义文学。在英国学术界,对什么构成价值,特别是什么构成人性这些问题失去控制权,带来的相应后果是,英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含混不清的词——影响——来代替。“影响”的判定方式不是将一部学术著作交给其他的学者去衡量,而是交给市场。

在委婉的政府语言中,影响被描述为“在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政策或服务、健康、生活的环境或品质,以及超越学术定义等其它领域中的效果、变化或益处”。学者们发现,所谓“超越学术”指的根本就是市场。换句话说,学术作品的重要性不是根据它在这个领域内的影响来判定的,而是依据它在领域之外的影响。

之所以鲜少有人质疑布克奖,是因为质疑的人将会被指责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或者说话不得体。既然如此,那么当伍尔夫代表自己的性别和写作技巧在作品中反对盛行的规矩时,她的言语也不得体,她也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但是她提出的问题需要再一次被提出来,有针对性地提出来。沉默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一个好的应答方式。

阿米特·乔杜里(Amit Chaudhuri)是一位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音乐家

(翻译:朱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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