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里的白领们 如何“假装健康”？

上海外服集团日前发布了《2017 上海白领健康指数白皮书》（简称《白皮书》），对 2011 年至 2016 年上海白领近 50 万次健康体检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上海白领体检异常率持续走高，从 2011 年的 87.6% 上升至 2016 年的 95.68%，其中，体重超标（35.3%）、脂肪肝浸润（18.1%）和高甘油三酯血症（15.9%）是威胁上海白领健康的“三大隐患”。专家指出，这“三大隐患”几乎都是由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造成的。

《澎湃新闻》的评论质疑这一数据。毕竟近些年来，晒步数、晒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的运动照，已经成为白领朋友圈的最新流行趋势；甚至曾被吐槽为“史上最无聊运动”的马拉松也在中国经历了一轮井喷式的发展，2013 年，在中国田径协会注册的马拉松及相关赛事才 39 场，到了 2016 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 328 场，总参赛人数达到 280 万人，其中来自一线城市，高学历、高收入的白领占到 70%以上，以至于有人撰文称长跑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新宗教”。为什么白领一边如此热爱运动，另一方面却又饱受肥胖、脂肪肝等问题的困扰呢？难道有 95%的白领都在假装健康？

《白皮书》给出的另一组数据或许对解释这一矛盾有所解释：虽然白领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但实际进行自我健康管理的比例却从 2015 年的 77%下降至 2016 年的 64%，健康意识与健康行为严重不匹配，或许是白领体检异常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而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一组数据则显示，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是 33.9%，如果除去学生和军人，这个数字还将下跌 10%左右，也就是说，真正身体力行坚持运动的人，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因此有人说，如今真正流行的，不是“运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晒运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记者了解到，上海的一些企业出于“关心”员工身体健康的目的，规定截止到每周五晚八点微信运动步数排名后五位的员工要在公司群里发红包，于是从七点半开始的半小时内，排名后五位的员工步数开始迅速上涨，排名倒数六至十位的员工不久也被迫加入“排位保卫战”，一轮重新洗牌之后，五位忘记看手机的员工不幸沦为最终掏腰包的倒霉鬼——淘宝最新黑科技“手机刷步器”，他们值得拥有。

然而，在这些活在朋友圈里的“运动咖”之外，也确实有人践行着“每天早上六点钟户外有氧运动，欧芹蛋白 shake 作早餐”的生活方式，接下来他们还要应对一天的高强度工作，甚至是习惯性加班。对于这群人而言，肥胖和脂肪肝或许不是问题，但长期的睡眠剥夺、心理压力和流质早餐亦是对健康的极大损耗。他们代表了白领健康迷思的另一面向：21 世纪的脑力劳动者需要为保住工作付出前所未有的时间、体能和创造力，由此带来的员工身心健康问题正在严重威胁着企业的生产力；为了解决这一体制制造出来又反制于体制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策略十分吊诡：不但没有给员工放假或者回到更加人性化的八小时工作制，它反而鼓励员工在卖力工作之余，更加卖力地锻炼。

在很多西方国家，这种“将自我保健加入你的日程”（add self-care to your schedule）的论调已经盛行多时，并常常与成功学鸡汤携手出现：组团参观“ 5 位超级成功的女性领袖的一天”的踊跃程度，堪比集体膜拜王石新晋征服的海拔数字。于是我们看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前沿城市，“假装健康”不仅表现一种完全后现代的荒诞景观——我们辛勤耕耘、挥汗如雨的对象不再是身体本身，而是身体的拟像（照片）；还表现为一种关于精疲力竭的苦行——与新教伦理类似，这种对身体潜能（或潜在性）的挖掘，回应着被市场（“看不见的手”）选中和救赎的可能。

“Self-care”的历史：我们为何要追求完美的身体？

“Self-care”——中文译为“自我保健”或者“自我照看”——作为“自我技术”（technologgies of the self）的一种形式，它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漫长的历史。法国思想家福柯就是以“自我技术”作为切入点，开始他对古典世界的研究的，在他看来，“自我技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并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

福柯指出，在古希腊，这类旨在“自我转变”的实践被统称为“照看你自己”（take care of yourself），“照看你自己”是构成城邦的核心原则之一，也是个人情操和理想生活的重要准则。对于现代人而言，这一观念早已被淡忘，当被问及“古典哲学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时，我们的第一反不会是“照看你自己”，而是德尔菲神庙上镌刻的“认识你自己”。事实上，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本中，“认识你自己”的律令总是与“照看你自己”的原则联系在一起，“认识你自己”需要的是哲学沉思和灵魂修为，而“照看你自己”则是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中展开的，阅读、宴饮和参与集体仪式，都属于这一范畴。

在柏拉图的思想中，“照看你自己”采取的是所谓“教育学模式”，即自我关注主要体现为自我教育；而到了斯多葛派那里，“教育学模式”转变为“医学模式”，自我关注的原则要求一个人必须成为自己的医生。在早期基督教的自我技术中，对身体的规训变得更加重要，例如在悔罪期间（penitence），需要斋戒、禁欲，还有关于着装的要求，这些禁令将悔过者标识出来，让他们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也正是通过这一系列苦行，他们才能认识到自己犯下的罪，才能实现自我救赎。

自中世纪以来，“照看你自己”的传统就渐渐遗落了，或者说，它的重要性被“认识你自己”的光环遮蔽了，在福柯看来，这是因为要将严苛的道德律令建立在给予自己尽可能多的关注和照料之上是很困难的，而基督教又属于将个体从一种现实引向另一种现实、从可朽引向不朽、从片段引向永恒的“救赎型宗教”，因此，支离肉身，甚至自我舍弃就更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获得救赎的条件，于是，“认识你自己”从“自我关注”的结果，变成了“自我舍弃”的途径。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宣言进一步将身与心、感官与理性割裂对立起来。直到 19 世纪，西方爆发了一场身体革命，身体的价值才重新被发现了，它成为了意识形态最尖锐矛盾的策源地，它要挑战的，是上帝和理性的权威。然而在今天，已经取得了胜利的身体却不再能代表一种自由的理想，它接过了时代的接力棒，重新落入了神秘主义的陷阱：

在今天，身体开始被想象为一个神秘的宝藏，既有无尽的潜能有待挖掘，又有未知的危险（疾痛）需要防备，如果你了解它、善待它，会有惊喜的改变，而如果你忽视它、亏待它，就会遭到惩罚。围绕着被重新奉上神坛的身体，我们发明并售卖着各种知识系统（医学、营养学、人体运动学），审美趣味（阳刚、苗条、健美）与日常实践（轻食、健身、早睡早起）——正如另一位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所言，身体崇拜不再与灵魂崇拜相矛盾，它继承了后者的意识形态功能。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了现代工作伦理的神秘主义基础。宗教改革之后，缺少了教会权威的保证，新教徒们开始寻找其他可以证明自己被上帝选中的“信号”。虽然根据教义，他们无力改变上帝的选择，但缺乏自信（同时也是缺乏对上帝的信念）通常被视为是被上帝罚入地狱的先兆，而世俗成功则是自信的重要来源，于是，世俗成功就间接地成为了被选中的标志。换句话说，“被选中”是内在于每个新教徒生命中的“潜能”，而努力工作则是开发这种“潜能”。

而在鲍德里亚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完美身体的追求和对成功的追求有着同样的神秘主义基础：完美的身体与上帝选民的身份一样是一种“潜能”，它之所以神秘，正在于它的模棱两可：它既不属于所有人，也不会在一出生就显形；既不能被证实，又难以证伪；既具有某种先天壁垒，又似乎需要藉由后天努力。因此，人们需要通过健身、美容等一系列的身体实践去充分调动这种“潜在性”，去靠近那一在冥冥中闪烁的被选中和救赎的可能——这种努力的结果也是模糊的，无法一劳永逸地成功，但如果暂时失败了，生活方式杂志和护肤品广告会告诉你：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或者方法不对。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福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转向了对“自我技术”的研究，因为希腊时代“照看你自己”的训诫已被以另一种形式召唤回来。虽然健身房经常被视为像圆形监狱一样典型的“全景敞视主义”空间（panoptic space），因而被置于福柯经典的规训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但同时，健身也是一种自我技术，在外部权力的强制之外，它还关乎一种深植于文化之中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转化的需要。

休闲的异化：工作没有吞噬生活，只是生活变成了工作

“将自我保健加入你的日程”所指向的，不仅是身体管理，还是时间管理，它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今天的世界，工作和休闲的结构性分野发生了哪些变化，健身又在其中有着怎样的位置。

为了说明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曾在书中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段话，在这段话的开头，富兰克林就说道，“记住，时间就是金钱”。

可以说，时间与金钱的类比已经成为了我们理解时间的基础，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劳动变成了一种通过时间来度量的商品，而商品本身又可以通过金钱来度量，因此，一定长度的时间就自然与一定数额的金钱等值，相反，无所事事的时间就意味着对金钱的浪费。

这一时间观念制造了劳动时间和空闲时间之间的巨大鸿沟，自由与必要（freedom and necessity）的对立割裂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时间是一种服从于交换价值规律的稀缺资源——于是劳动时间是用来出卖的；而自由时间则是“赚到”的时间，是可用于盈利的资本，是潜在的生产力。

当我们拥有了空闲时间，我们会用它来做些什么？当然可以用各种休闲娱乐活动填满它，但我们首先应该允许它被自由地消耗掉，或者说，纯粹地浪费掉。曾经我们无法享受到这样的奢侈，在资本主义勃兴的时代，劳动之外的空闲时间只够用于必要的再生产，也就是说，它只是恢复劳动力所必须的时间。而现在，我们看似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时间，却无论如何都不会将它白白浪费，这是一种与劳动的异化相对的休闲的异化，而在超负荷的日常工作之外挤出时间去爬山和夜跑的白领，似乎正处于这种异化的前沿。

是什么让我们放弃了休息，用休息时间去跑步锻炼？正是因为空闲时间是我们努力工作“赚来的”，同时，它也是可以用于赚更多的钱的，它是商品，或者说，它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我们不能允许它被白白浪费掉。于是，休闲与工作之间的对立不存在了，休闲异化为了工作本身。我们开始为假期制定计划，安排日程：如果年中假期的任务是马甲线和小麦色肌肤，那么年末假期就要用单板滑雪征服中级赛道；如果欧洲假期的意义在于给一座座博物馆打卡，那么美国假期就要挑战三天两夜的自助露营……越来越长、越来越碎片化的工时不仅不断侵占、蚕食着我们的休闲时间，工作的逻辑也彻底“殖民”了休闲，正如鲍德里亚所说，休闲变成了一项集体使命，甚至是一种苦行。

英语中有一个很流行的概念，叫做“active leisure”，积极休闲，它所指的正是这种主动地同各种旨在自我提升的活动将空闲时间填满的生活方式，为了能够在已经超时长、超负荷的工作之外挤出更多时间从事“active leisure”，很多人宁愿牺牲睡眠时间——因为睡眠就意味着生产的彻底停滞，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作者克拉里就曾指出，在所有人类本能、欲望甚至懒惰都可以转化为商品的今天，睡眠是 24/7 不停转的资本主义需要克服的最后一道“自然障碍”。

虽然无法被征服，但睡眠确实在不断地被挤压，不仅被工作挤压，也被休闲挤压。休闲正是以这种高调又自相矛盾的方式宣告着自己的存在，即便前一天晚上加班到凌晨两点才回家，第二天早上也要六点起床晨跑——在证明生活没有完全被工作吞噬的同时，我们也将生活变成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