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二战日本兵的口述史:今天最需要的 是理解他人的生活

一个出身底层的普通人险些被战争摧毁并最终超越战。透过他的人生轨迹,我们依稀窥到他背后那个因战争而脱离正轨又艰难回归的日本社会。

张之琪 2017/08/10 13:41 | 评论(1)A+
来源:界面新闻

1997 年 5 月 13 日,吴雄根以战争受害者名义起诉日本政府索要赔偿一案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二次开庭。这一次,他在法庭上陈述了自己被送往西伯利亚战俘营的经过:他是朝鲜族的中国人,出生在当年的伪满洲国,曾有过一个日文名叫“吴桥秀刚”;1945 年 8 月 10 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前的一周,他被强征入伍,在武器都来不及配备的情况下上了战场,身负重伤后被苏军俘虏,被送往赤塔的陆军医院接受治疗,后辗转于西伯利亚的多个战俘营,直到 1949 年才回到中国。从延边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医生,但很快又在“文革”中被打为“日本关东军思想反动分子”。

与吴雄根一同站在原告席上的,是一位日本老人,名叫小熊谦二。半个世纪之前,两人曾在位于赤塔的战俘营(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有过一面之缘。那时战俘营中的“民主化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为了鼓励战俘之间互相揭发检举,制造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之前的部队编制被完全打散,战俘频繁地转入转出,“吴桥秀刚”是在 1947 年 11 月被转入谦二所在的战俘营的,谦二只知道他是朝鲜族,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半个世纪之后,当年的“吴桥秀刚”找到谦二,请他作为共同原告起诉日本政府。于是,“日裔日本籍二战战俘”和“朝鲜裔中国籍二战战俘”联手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诉讼。

为什么要帮一个萍水相逢的中国人打一场必败无疑的官司?谦二后来对自己的儿子小熊英二说,他从没想过能打赢官司,只是希望利用庭上 20 分钟的陈词时间,将他想说的话说出来,虽然知道跟法官说这些可能毫无用处,但“总是要把心里的话一吐为快”。

后来,身为战后日本研究学者的小熊英二为父亲撰写了口述史《活着回来的男人》,将他积郁了一生不吐不快的话都记了下来。

这部口述史由战前、战时及被俘和战后三个部分构成。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出身底层的普通人险些被战争摧毁并最终超越战争的一生,也能透过他的人生轨迹,依稀窥到他背后那个因战争而脱离正轨又艰难回归的日本社会。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日】小熊英二 著  黄耀进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战前:战争总是不结束,最终蔓延到你我

小熊谦二 1925 年 10 月 30 日出生于北海道常吕郡佐吕间村,佐吕间这个地名,起源于爱努语的 SAROMAPE(苇原)。小熊家原为新潟县的“素封家”(即地主阶级),但谦二的祖父由于操作稻米期货失败,赔上了田产,从此家道中落,谦二的父亲雄次后来带着全家辗转移居北海道。

1920 年代的日本,经历了一战之后经济的大起大落,一方面,市场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金融和贸易开始与国际接轨,城市中产阶级壮大催生了消费文化;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表面繁荣背后危机四伏,这些状况正预示着危机与战争的到来。

1932 年,刚上小学的谦二被送到东京外祖父母处抚养,那是他第一次来到东京。一年之前,中国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小学的孩童们中间流传着“肉弹三勇士”的传说,山中峰太郎的《亚细亚的曙光》和平田晋策的《昭和游击队》是当时的畅销书。据谦二回忆,当初的战争,并非像之后那样荒唐无稽。战争变得诡谲,源自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

1937 年,小学毕业的谦二进入了早稻田实业学校,大家以为很快就会结束的战争,一直没有结束的迹象。最初人们只是在看到新闻报道时会稍感焦虑,但随着时间推移,战争终于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

第一个征兆便是,1938 年开始,街头的出租车渐渐少了。随着《国家总动员法》的实施,汽油改为配给制,没有油票便无法购得,管制影响到了外祖父母经营的天妇罗店的生意,外祖父只好强行改用焦炭来生火,火不及从前旺了,还很容易熄灭。物资匮乏造成了通货膨胀,市场机制很快失效,商品改为官方定价,到了 1939 年后半年,连炸天妇罗的油和鱼都很难买到了,一切生活所需都要依靠配给。

1930年代的东京

对谦二这样的平民而言,比起关心战争的输赢,日常生活的变化带给他们的冲击更大。随着战争长期化,人们对战争的态度也变得十分冷淡。能够听到的战况,只有胜利的消息,在谦二的学校里,日军每攻下一座城池,就会在地图上插上一枚小旗子,但是不管插上多少旗子,战争总是不结束。

从佐吕间送来的兄妹四人中的三个都在这期间相继病逝了,一边工作一边到夜校上课,加上战时的动荡生活和营养不良,可能是造成他们死亡的原因。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早实”的班级名称由之前的“ABCD”改成了“忠孝信义”,社团原本称“XX部”,但由于“部”这个词来自英文的“俱乐部”,也改为军事化的“班”。在谦二的印象中,1941 年 11 月首映的《华府风云》(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是战时最后一部美国电影,此后便禁止进口美国片。

谦二从“早实”毕业、开始就职于富士通信机的 1943 年 1 月,太平洋战争已经攻守易手,日军正在从瓜达卡纳尔岛撤退,这次撤退的官方说法是“转进”,就算是当时年仅 17 岁的谦二,也觉得这是个“诡异的词汇”,广播上的评论家们也讽刺说,“转进实在是很好的一个词,要是没通过升学考试,就转进其他学校吧。”

战时的日本

1944 年 7 月,塞班岛的守军也“玉碎”了,从宣布“玉碎”的播音员阴郁的声音中,谦二感到了事态前所未有的严重,这个时候,大家终于开始察觉到,美国人正在逼近东京。

没过多久,东京上空就出现了前来侦查的 B29 轰炸机。1944 年 10 月,刚满 19 岁的谦二也接到了陆军寄来的入伍通知。入伍前一天,88 架 B29 轰炸机终于正式轰炸东京。轰炸完目标之后,机群拖着一片飞机云掠过了片家山的上空,谦二还记得那天的飞机云,让他奇妙地觉得“好美”。

战时:未放一枪,就被送往西伯利亚战俘营

谦二入伍的那天,只有不到十名亲友前来送行,附近的居民畏惧空袭,加之对青年入伍已经习以为常,根本没人关心,场面丝毫没有雄壮的气氛。与外祖父母告别时,外祖父伊七忽然放声大哭,大概是想到了三个外孙接二连三地病死,唯一留下来的谦二就要被军队征召离去,而且恐怕没有什么生还的机会。

为入伍者送行时家属哭泣这种事,在当时是最忌讳的,外祖母小千代说了声,“去吧,谦!”就赶快推着伊七回到家中。

此处一别,再重逢已是四年之后了。

入伍 8 个月,没上过一次战场,没放过一枪一弹,日本就投降了。谦二从长官处听到这个消息时,先是不相信,过了 20 分钟才反应过来,“等等,这么一来我不就可以回日本见家人了吗?”于是渐渐开心起来,又怕被人看穿他的窃喜,只能沉默着,“但大家心里都这么想”。然而,后面的变故证明,谦二开心得太早了,因为就在 8 天前,苏军已经进入了谦二所在的部队驻扎的中国东北。

服役期间的谦二

十几天后,谦二所在的部队和很多日本侨民,一起在那时被叫做奉天的沈阳集结,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即将被作为战俘移交给苏联,送往西伯利亚充当劳工。在奉天等待了一周之后,谦二所在的部队登上了去往西伯利亚的火车。谦二并没有同行,他因为痢疾复发,和其他 20 名身体状况不佳的战俘一起留在了奉天,没想到,这次因病脱离部队,反而救了他一命。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活下去的理由之一。如果跟着原部队前往西伯利亚,就会成为集中营里的万年新兵,永远遭人任意使唤,领取食物的时候也要排在最后。”回国后,谦二读了各种战俘的西伯利亚回忆录,最底层的新兵死亡率非常高,如果跟随原部队移送,自己笨手笨脚、体力又差,可能活不过第一个冬天。

之后,谦二被编入由众多小部队、脱队士兵和满洲国的日本侨民共同组成的“奉天第五十二大队”。虽然这些人从奉天出发时,还相信这是一列将他们送回日本的列车,但实际上,列车拉着他们奔赴贝加尔湖以东的赤塔。

西伯利亚的日本战俘

日本战败之后,像谦二这样被移送至苏联的日本兵以及“满铁”职员、“满洲国”官员及眷属等,共计 64 万人,他们被分散收容于西伯利亚、外蒙古、中亚等地的一千两百多处战俘营中。谦二所在的赤塔是赤塔州的首府,也是铁路与公路干线的冲要所在,沙俄时期就曾是流放地。俄国革命之后,日本为了干涉革命政权而出兵西伯利亚时也曾经过此地,谦二就曾在赤塔郊外亲眼见过日本第五师团建立的纪念碑。

抵达战俘营时,谦二还穿着日本军服,身上带着的物品只有饭盒、水壶、军用毛毯以及几件日用品,连杯子、牙刷和换洗的内衣都没有。此外,他还有一面日本国旗,是入伍时特别配给的物品,在去西伯利亚的途中,谦二一直把这面国旗当浴巾用。到达战俘营的十天后,这面国旗就被苏联人没收了,在谦二看来,没收国旗也不是处于什么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大概是拿去当围巾了。

1945 至 1946 年的冬天,是战俘营最难熬的一个冬天,大量的士兵死亡出现在这一时期。苏联虽然是二战的战胜国,但国内经济已被战争彻底摧毁,在与德军的战争中,有 1500 万到 2000 万人阵亡,西部的工业带与谷仓也因德军的焦土战术而付之一炬。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原本属于战俘营的物资被俄国人的侵吞倒卖,送到战俘手中的更加少得可怜。用谦二的话说,就是“完全活在原始时代”。

此外,对于接收数量庞大的战俘,苏联其实并没有做好准备,连过冬的防寒装备都是从日军处缴获的,根本不足以抵御西伯利亚的严寒。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战俘们消极怠工的情况十分普遍,根据苏联内务省的统计,战俘劳动获得的收入,不仅无法维持战俘营的日常管理费用,在 1946 年还出现了 3300 万卢布的赤字,必须由苏联政府来贴补。

1946 年初,谦二由于营养不良出现腹泻症状,在苏联军医的诊断下,他被免除户外劳动,留在战俘营内休养。同样留下的其他战俘劝诱他一起在宿舍内翻找食物,因为一些外出作业的同伴会将早上分发的黑面包留下,藏在自己的背包里。谦二受不了诱惑,也加入他们,却有了很深的罪恶感。

“如果是偷苏联人的食物或物资,完全没什么好犹豫的,但对同样饿着肚子的俘虏,拿走他们珍藏的面包,自己感到非常后悔。根本不该这么做的,因为寒冷、饥饿与糟糕的健康状况,自己连基本的人性都失去了。”

西伯利亚战俘营内部示意图

归国的消息从 1947 年春天开始传开,直到 1948 年 7 月,谦二才在第三批归国人员名单上找到自己的名字。他们一行人从纳霍德卡港搭乘“大郁丸号”归国,看到船上的“日之丸”国旗,谦二既没有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慨:“我在 1945 年就把日之丸拿来当浴巾了,当时为了活下去就已耗尽心力。一直把回国当做一个梦想,梦想突然实现时,反而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不只我如此,大家似乎都有相同感受,果然跟小说或电影不同。”

船在两天后抵达日本舞鹤港,港口内横七竖八地堆满了许多因战争而沉没的船只。谦二说,“可以看到日本时,感到非常开心,不过好像在看日本的庭院式盆景一样,与大陆风情不同,一切都显得狭小而紧凑。”

战后:没为自己抱怨一句,却为一个中国人冒天下大不违

回到日本的谦二本想回富士通信机复职,为此他特意从老家新潟跑来东京。但与人事科长谈话时,这位科长装作若无其事的打探,“你好像在西伯利亚受过教育,感觉如何?”随后便以战后复员人数众多,无法立刻复职为由,让谦二先回家等候消息。

像谦二这样的“西伯利亚归国者”遭警察监视、就业歧视和世人白眼的情况在当时的日本很普遍,很多人都陈诉过类似的经验。此后的十年间,他在老家换过好几份工作,在日本战后糟糕的经济状况下艰难维生,更不幸的是,他因罹患肺结核失去了半边的肺叶,25 岁到 30 岁的这五年间,他几乎都在疗养院中度过。

谦二在疗养院

1957 年 12 月,谦二再次只身一人,从新潟出发前往东京。那时他已经 32 岁,既没有任何特殊技能,也没有显赫的工作履历,手头也几乎没有存款。一年前的 1956 年,社会上开始流行一句话,说“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可是谦二却“完全没有这种实际感受”。“日本的社会,脱离过正轨一次之后,就永远无法回归了”,这是他当时对社会的直观印象。

然而他终究还是幸运地搭上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在一家体育用品商店谋到了销售的职位,在东京站稳脚跟、娶妻生子,后来甚至自己开店做起了社长。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为生活忙碌,不问政治,可是一旦有空闲,他就会去读有关二战的历史研究和回忆录,由于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经历,他还喜欢读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关心东欧的民主化运动,退休之后还特地去波兰旅行。

1991 年 7 月,谦二和通过“非战兵士之会”结识的几位老兵一起重访赤塔,43 年过去了,“火车站几乎与过去一模一样,街道也没什么变化”,不过战俘营已经拆除,成为一片空地。一行人随后前往赤塔市民公墓,在当年客死他乡的战俘墓前献花,谦二拿出事先特别定制的铝板,上面刻着”在一九四五年同我等同来此地、不复归国的战友的灵前献上回忆。”

谦二了解到吴雄根的情况,也是通过“非战兵士之会”。会报上连载了吴雄根的手记《不带枪的士兵》,谦二读到后找编辑要来吴雄根的通信地址,给他写信询问是不是当年的“吴桥”,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两人便开始了书信往来。

1996 年,已经在中国参与了多年“原西伯利亚拘留者”维权活动的吴雄根来到日本,对日本政府发起诉讼,要求公开道歉和赔偿,并邀请谦二作为诉讼的共同原告。谦二觉得诉讼的胜算很低,但还是答应了,“我当时完全没想过诸如牵扯上了这种事情很麻烦或者担心周遭的眼光等问题,反正我自己生来属于下层的下层,别人对我的评价、说三道四什么的, 我完全不在意。”

韩国慰安妇幸存者上街游行

吴雄根的官司一路打到日本最高法院,最终还是败诉了。战后的日本政府对战争受害者一律采取不赔偿的态度,不仅不赔偿吴雄根这样被强征入伍的外国人,对于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是如此,理由是,“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实际上,日本政府真正担心的是,一旦开了赔偿的先例,哪怕只是针对一少部分人,之后来自国内外的赔偿要求将永无止境。

在当庭辩论中,谦二说,“我成为本次诉讼的原告,目的并非金钱,只想为吴雄根的控诉进行代辩。又希望通过本次诉讼,看到日本能够成为真正尊重人权的国家,这是我对此次审判的期望。”显然,他的国家再次令他失望了。

面对再度抬头的日本右翼势力和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已经年届九旬的谦二称,自己心中一直有股“宁静的愤怒”:“当我 20 岁时,在不知世道险恶与社会真实的状况下成长,既无法获得资讯,也不能选择政权,连批评的自由都没有。现在的社会,如果你想要理解事情的真相,总有办法找到管道去理解。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人不愿面对自己不想知道的事情,更不勤于学习。”

虽然谦二如此批评,但他仍然每日亲自操持家务,阅读关于冷战后南斯拉夫或二战期间外交角力的学术著作,也支付”国际特赦组织“、“白沙瓦之会”(支援巴基斯坦医疗活动的组织)、“无国界医生“等非营利组织的会费并出资捐赠,还会写英文明信片给世界各国抗议对政治犯的逮捕与压迫。在漫长的战后生涯中,谦二不断重访那场令他痛苦、甚至差点夺去他性命的战争,无论是通过阅读还是实地考察,他试图理解和反思自己的经历,并由此开始关注和帮助和他有类似经历的人。

谦二的儿子小熊英二,在 2013 年萌生了采访父亲的想法,那一年他的母亲住院了,父亲开始向他念叨家族的往事,“或许是考虑到自己的年纪,觉得这可能是跟我讲述这些故事的最后机会了,”英二这样猜测。

小熊英二

在英二看来,谦二的一生是极其平凡的一介小人物的一生,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过着身不由己的生活,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中艰难求存。反而是晚年帮助吴雄根起诉日本政府是逆潮流而动,完全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正是让人逆势而行的东西”。

在长达几个月的采访中,谦二从未有任何一字一句抱怨过自己的遭遇。谈到战争时,他只是指责发动战争的人,让父亲和外祖父辛苦工作一辈子攒下的钱在通货膨胀中消失殆尽,将他们的生活逼上绝境,而对于自己——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他却只字不提。甚至在谈到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经历时,他也从未开口骂过苏联人,在他看来,苏联人与他一样,不过都是战争和制度的无辜受害者而已。

英二说,他最敬佩父亲的一点,便是他对他者的想象力,在他看来,这种出于同理心的想象力是今天的世界最需要的。“当下的世界,由于国家不同,文化和宗教不同,出身不同,学历不同,经济形态不同等等因素,被不断地切割区隔。如果我们想要突破这些区隔,想要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种对他者的想象力便是必要的。我通过这本书想传达的事情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描述父亲这样的人物,向读者展示这种想象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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