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作家们不再书写工人阶层了?

在西方,描写工人阶级的作品越来越少,这是一种好现象吗?

不久前,我和一个在美国教英国文学的朋友聊了起来。当时我们试图弄清楚在世的美国作家中,有谁从来没和创意写作学校扯上过关系——不管是作为学生还是老师——我们想到了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如果还有别人,请告诉我。)我们没有做到穷举,但是也不远了。这绝不是件坏事。艺术家进艺术学校,音乐家进音乐学校:那么写作作为一种技能,也是可以被教授的。

尽管小说写作的质量可能因为这些课程而得到提高,但是这些课程的学费成本意味着,它们不可避免地把更为边缘的人群排除在外。正如评论家 D·J·泰勒在文章《回顾愤怒》(Look Back On Anger)中所论述的,“这种学院化的负面影响”意味着其他,愤怒的、不满的声音很少挤入主流空间。肯辛顿格伦费尔大厦(Grenfell Tower)火灾彻底暴露出我们国家中存在的不平等,在诸如此类的灾难发生之后,这一问题越发引人关注。

先不管中产阶级作家如何渲染工人阶级的怪异,比如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写的《莱昂内尔·阿斯博》(Lionel Asbo),你用两只手通常就能数完每年出版的关于工人阶级群体的小说。上一次获得布克奖这类小说,还是 1994 年苏格兰作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Kelman)所写的《晚了,太晚了》(How Late It Was, How Late),况且这部作品也因为书中的脏话而受到争议。再往最近数,你可能想到两部关于足球文化的小说,安东尼·卡特赖特(Anthony Cartwright)的《钢铁镇》(Iron Towns)和罗斯·瑞信(Ross Raisin)的《一个天才》(A Natural),但是再想不出其他的了。

这个现象很奇怪,因为我们最伟大的作家中,有很多人对弱势群体的生活抱以关注:狄更斯,这位不用多说,当然还有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和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他们对于乡下穷人的描绘之尖锐,往往高出他们一般受到的赞誉。

在非虚构作品方面,亨利·梅修(Henry Mayhew)所写的《伦敦工人与伦敦穷人》(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1851)非常吸引人,它呈现的是那些被繁华大都市甩在后面的群体概览。与梅修的小说相对应的现代作品有,本·犹大(Ben Judah)的《这就是伦敦》(This is London),去年《远景》杂志摘录发表过,这本书关注的是移民群体。这种关注是受欢迎的,但仍存在更为广泛的探究空间。

另一短篇小说来自普利策奖得主、越裔美籍作家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这位“美国人”跟踪观察一名年老的非裔美国退伍军人,他参加过越战,现在与自己的恶魔做着斗争——并且想要重新联系上他的女儿克莱尔(Claire),她对父亲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感到怨恨。作者阮清越是越南人,4 岁时就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自此定居,他说通过描写这个故事:主人公是曾经摧毁自己国家的一名士兵,他想要“试验我的同理心的极限”。这是来自优质作家的扣人心弦的读物。同时也是那些想要走出自身舒适区的作家们的一个榜样。

(翻译: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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