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记者的中东观察 | 正午·书架

覃里雯 08/04

来源:界面新闻

 

20世纪的世界正在坍塌,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却没有兴趣仔细看一眼。

2010年,遥远的北非突尼斯一个街头小贩Mohamed Bouazizi自焚时,很少有人预见到这叶尖颤动扇起的风暴,直到它蔓延北非和中东。其时,中国在尼日尼亚有5万工人,在苏丹3.5万,在赞比亚4万,在安哥拉3万,在阿尔及利亚2万,还有数以千计的工人星罗盘布在整个非洲大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成功撤侨行为,也就是当下热议电影《战狼 II》中经过发挥改编的故事“原型“:中国军队一周之内从战火中的利比亚撤掉35860中国员工,正是那之后不久的事。

然而,这一切真的如此突然、无法预测吗?其实并不是,只是先知的预言被忽视了。塞缪尔∙亨廷顿在他那本饱受争议的《文明的冲突》里,早已引用了一群社会学家在1996年做出的预测:在2010年到2012年,穆斯林国家将会有一代受过教育的年轻职业人士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十多岁到20来岁的年轻人将主要集中在城市里,至少高中毕业,成为城市人口的主力,加上这些国家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巨大的变化就会产生。

如果说这样的预测太过众多和遥远,容易被遗忘,那么还有更短期直接的警告在前:在2011年初,就在突尼斯小贩自焚后几天,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新英格兰复杂系统学院院长Bar-Yam就把一份基于大数据、机器学习和阶段转型科学的研究成果发送给了美国政府:如果不马上采取剧烈手段降低全球飙升的食物价格,那么大规模的暴力就可能出现。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因买不起食物而引发的暴动瞬间触发了整个北非的“阿拉伯之春”。

真正妨碍绝大部分全球博学广闻的专家学者媒体人预见变革的,其实是一种陈旧的思维。这种思维有时源自僵化的习惯,有时源自权力的傲慢。这种思维完全基于过去的经验,而忽略正在发生的变化——人的变化,也就是亨廷顿从社会学家的预测中看到的变化。

那么,在穆斯林世界里,究竟是什么发生了改变?在革命后蜂拥而至北非和中东的记者、外交官、研究者和猎奇者各自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在中文世界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周轶君的这本《走出中东 : 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而另一本《中东死生门: 巴以行走观察》则可以作为它的前奏曲来看。

在过去十来年里,周轶君从新华社驻加沙记者,到凤凰卫视国际新闻制片人,一直在返回她的写作母题,也就是中东报道观察。即便在中国人走遍全球的今天,真正关心这个地区的人还是小众。

在既往中文世界的中东北非报道和文章游记里,常见几种视角:第一种是官报视角,即秉承20世纪后半叶团结第三世界兄弟的外交原则,描述中国中东和北非政策如何发展,领导人如何对话,而通常对这些国家的民众没有任何描述,即便有一些,也是千篇一律,面目模糊;第二种是借用殖民帝国东方学语境的伪殖民视角,雄性伪殖民视角感慨“悠久的历史,彪悍的民族”,雌性伪殖民视角感慨“多灾多难的土地和人民”,以此肤浅地采访和选取材料,塞进一些“荡气回肠”之类的滥调,把普通民众作为背景,铺垫衬托作者作为天降来客之丰富心灵;第三种视角,虽然看起来更生动,但比第二种更糟糕,就是把中东北非作为展现自我的雄性气质舞台,一般此类作者都是军事迷,在别人的灾难里玩儿得很开心,一会儿跟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军人扛枪合影,一会儿跟独裁者拍肩搭背,一会儿开着吉普车驰骋沙场——作者丝毫意识不到自己忽而暴力英雄崇拜、忽而怜悯民众的精神分裂症有什么不对劲。这三种视角的写作,在帮助中文世界了解中东北非上作用不大,后二者反而常常造就了偏见和误解。

周轶君的观察,则超越了这几种窠臼,具有中文世界里罕见的真诚深入的态度。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毕业于阿拉伯语专业,所以能超越很多依赖于二手资料的中东北非记者,但也跟她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她一直是个反高潮的人,非常不喜欢一惊一乍,讲话声线也比较低,绝大部分荷尔蒙都展现在喝酒和工作上。2003年第一次在以色列见到她时,黑乎乎的像个假小子,眼睛却很明亮,永远带着点儿狡黠的好奇,总是在问各种问题,有严肃认真的也有异想天开的。她似乎从来不羞怯于问任何问题,被问题驱使着一路向前,也不管对方是不是会被问题惹恼的走私商贩或者恐怖分子。

当时,阿拉法特发起的“因地发打”游击运动正盛,爆炸和轰炸频繁,加沙地带只有她一个常驻的外国记者,还不会看地图。近处轰炸还好找(她刚去不久就被来了个下马威,吓到了地上),听到远处轰炸的时候,她就只能开上吉普,一脚油门踩到某个路口,向人询问:“轰炸在哪里?”然后一路受人指点而去。她在第一本书《离上帝最近的地方》里,对自己在加沙的艰难遭遇有不少诙谐自嘲的描述,这使那本书读起来非常清奇有趣。

但那本书最大的价值,也就是她后来一直秉承的风格,却不在于这些个人内心奇遇,而在于她敞开了耳朵和心胸,认真倾听和体会了中东普通人的思考和情感。“去时想法很简单,年轻记者渴望经历和荣誉。但是,每日上演的生死,很快将虚荣心涤荡干净。长久的绝望与煎熬,带我沉下去,看见更多。”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她和恐怖分子、贩夫走卒、街巷男女、鸿儒政客不设限地交谈,与自己的巴勒斯坦助理一家人交友,在爆炸后带他的孩子们去吃冰淇淋,安抚孩子的心。与此同时,她也深知在那个戏剧化的地方,情感很容易被过度使用,她以足够的自制保持了自己的客观中立态度。虽然这种冷静会约束她做出自身的判断,但却是年轻观察者一个必要的练习。在后来的年份里,她慢慢超越了这个约束。

这个超越在《走出中东 : 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这本书中已经非常明显。这是周轶君最成熟的一部作品,既概述所到之国的历史和当下政治与社会动态,又跨越欧洲、美洲、中东和北非,从区域乃至全球的角度寻找中东北非巨变的答案。虽然这些答案已经有了不少提供者,但她坚持要用自己多年的观察和行走,以及与在全球搭建的广泛网络保持的联系,做出自己确信的结论:

“这些年我走过的抗议现场,几乎都能见到,不是吃不饱肚子的人揭竿而起,反而是经济条件尚可的人,站出来要求更多权利……”

“究其原因,是一些政治制度的设计原本建立在“少数精英+少数中产+大多数穷人”的国情之上。中产阶级的数量急剧增长,注定要求在政治上具备更多代表性,要求政府的管治更合理和有效,由此形成了对旧制度的冲击……中产革命本身力道不足,但它可能是雷霆巨变的燎原之火。街头怒火一旦点燃,沿着历史、信仰、地缘、利益的裂缝,烧出谁也无法预料的图景。”

在万里路上,她的追问没有停止。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伊朗遭遇的一个故事:拜访伊朗时值斋月,她满城采访,坐在车上又渴又饿,遂在后座上偷偷吃巧克力饼干。这时,前排的大胡子司机把倒后镜调整了一下,正逮到这个女人头巾下沾了一圈褐色的鼓囊囊的嘴。她正在忐忑中,谁知司机勾了勾手指,意思是“给我也来点儿“。这样的故事本来足够有趣了,世故的人就会心照不宣地笑笑,自以为彼此理解和达成共谋。但周轶君愣是不识好歹地追问:“斋月?(意思是你怎么不守斋)”没想到,司机的答案令她震动:“ 斋月,阿拉伯,伊朗,居鲁士。” 也就是说,居鲁士大帝创造的波斯,不应该被后来阿拉伯人带来的伊斯兰教所束缚。如果没有这一句追问,我们就不会知道,遥远的异乡人并不是靠嘴馋和软弱达成了共识,这背后复杂的历史情感和思考,只有穷追不舍的访客才能得知。

这样的故事,也就是普通人在被宗教、政权、富人阶层和国际势力绑架的漫长历史面前自觉的思考和小小反抗,在这本书中处处可见。它构成了宝贵的证据,也是帮助中文世界读者理解其他大陆的最佳途径。“这些年,我见到中国读者对别国变革的品评,常以成败论。眼见他楼塌了,扔下一两句冷嘲热讽背过脸去。然而在现场的不同角落,在对人物的反复采访中,我看到变革过程的复杂。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做出不同选择,同一事件以不同角度切入,滋味迥异。”这是我们时代国际问题作者最好的态度,也是任何优秀作家应该有的态度。

让我们尝试回到世界通行的功利主义态度,回到社会学家和大数据对变革的预测——在每一个时代,决策者可能都面临信息过度的问题。无数的研究和献计献策,如何选取?如果说北非中东发生的一切已经有了什么借鉴之处,那就是,傲慢和绝对的权力垄断思维是最大的枷锁。这种思维使得人们在诸多变量之中会忽略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人对尊严的追求。亨廷顿引用的社会学家的预测是否可信?这是完全可以通过实地调查来检验的——但是这种调查的结果被一再忽视了。这种忽视带来的结果,是本可避免的玉石俱焚。

除此之外,20世纪的世界在坍塌着,我们能得到的启示依然不多。不仅是在中东和北非。全球力量对比变化,带来了升级的贸易战、地区危机、右翼和保守主义回潮、恐怖主义蔓延、通行一个多世纪的外交规则被漠视。就在7月23日,越南在德国柏林市中心一个游客密集的公园里,当众绑架了一个叛逃的官员,德国驱逐了越南驻德大使和情报官员,但这能改变什么呢?在默克尔面对特朗普混乱随意的安全政策,宣称欧洲不得不寻求安全独立的时候;在叙利亚的中产阶级逃离战火、在人口稀少的德国小镇安家时;在中国人不断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逐步接纳了越来越多的非洲移民时…….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这些对我们会意味着什么,但是,知悉和接受“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对不同国家的普通人以真实深入的了解,会给人赋予真正理解世界的能力,进而获得理解自身的尊严。这正是周轶君这样的作者为中文世界赋予的价值。

 

《中东死生门:巴以行走观察》

《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

作者: 周轶君

出版时间 :2017年8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周轶君

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文学学士。CCTV“中国记者风云人物”。曾任新华社常驻中东记者,凤凰卫视资深国际记者、时事观察员。

2002年至2004年,她由新华社派驻巴以地区,为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关于巴以冲突的文字、摄影作品获多个国际国内奖项。2006年至2014年任职香港凤凰卫视,继续奔波在国际热点地区,经历尼泊尔改制,朝韩危机,战后阿富汗、伊拉克重建,乌克兰战争,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亚及巴林等一系列变革,也曾实地观察美国与欧洲政治。

她的国际新闻分析、随笔常见于FT中文网、腾讯大家、《周末画报》等。2005年出版《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

 

—— 完 ——

题图摄影:周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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