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奥迪广告“物化女性”的争议，和社会学视野下的照料经济。
上周，“奥迪二手车交易平台”的一则广告因“物化”女性而触发众怒，广告将女性比作“二手车”，将准婆婆对儿媳近乎羞辱的“身体检查”比作二手车交易平台对二手车的“官方认证”，在一片口诛笔伐之中，奥迪公司正式道歉并撤掉了广告。这支广告之所以可以如此理直气壮、明目张胆地“物化”女性，其实是仰仗于一种更普遍也更隐蔽的大众心理，即对女性身体“原真性”（authenticity）的推崇甚至“神化”，在“整容脸”泛滥的今天，这一价值在很多时候作为一种正面导向被不假思索地接受，在冯小刚新片《芳华》的前期宣传中，它甚至成为了被反复拿来炒作的卖点。在公布演员阵容时放话“拒绝整容脸”，还可以被视为对抗大众审美僵化的一桩好事，而在稍后的发布会中让女演员现场卸妆，接受导演捏鼻子、捏下巴的查验与展示，又与奥迪广告有什么差别呢？
奥迪广告与《芳华》宣传对女性身体“原真性”的追求，涉及多个层面的复杂问题。首先，整容是女性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是每个女性都应该捍卫的身体自主权；其次，整容的问题在于迎合大众审美，而这种大众文化塑造的女性完美身体本身，也是男权社会压迫女性的一种表现；最后，对“天然”的女性身体的推崇，其实是对“天然美”的女性身体的推崇，如果这里也存在一个“鄙视链”的话，人工美和天然丑的排位显而易见。因此，这样一支看似“坏得赤裸”的广告背后其实隐藏着重重陷阱，每一个都值得我们格外警惕。
另一边，女性在家庭中的处境也并不轻松。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引发了观众对“国产阔太”生活的讨论。剧中马伊琍扮演的罗子君，是一名全职太太和母亲，而她每天的生活就是逛街美容、吃饭喝茶，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由保姆一手包办。在如今的城市中产家庭，保姆已经替代女主人承担了大部分的“妇职”，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照料资源跨阶级、跨地域的转移，将城市中产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制造了很多农村的留守儿童。再比如，作为情感劳动者，保姆与雇主经常陷入各种暧昧不清的情感困境，他们既不是单纯的雇佣关系，也不是绝对的熟人、亲人的关系，市场经济与熟人社会的法则在此处均不完全适用。
奥迪广告争议：“物化”背后是对女性身体“原真性”的神化
上周，“奥迪二手车交易平台”的一则广告触犯了众怒，广告中，一位貌似未来婆婆的中年妇女，在新郎新娘互道誓词之际闯入一场草坪婚礼，当着新浪和满座宾客，毫不客气地对新娘捏鼻子、揪耳朵，再掰开嘴检查牙齿，一通“验货”之后，才放心地转身离开，新娘刚松了一口气，准婆婆的目光又落到了她的胸上，吓得新娘立刻双手护胸。“奥迪二手车交易平台”的页面最后出现，紧随的广告语是“官方认证才放心”。
广告将女性比作二手车，将准婆婆对儿媳近乎羞辱的“身体检查”比作对二手车的“官方认证”，如此赤裸裸地物化甚至奴化女性，令很多网友大跌眼镜。在腾讯大家专栏作家维舟看来，这样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广告之所以能播出，恐怕是因为创作者仅仅把它当成夸张的联想和类比，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然而，在这样一个还有人高谈女德、女性权益尚未得到伸张的敏感时刻，这样的广告所带来的负面联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维舟认为，如果广告中呈现的是准岳父检查新郎的体格，人们的反应恐怕不会那么严重。因为男性是社会上的强势群体，适当的贬低和讽刺，相对不容易让人们感到是歧视。这也是广告伦理中不成文的潜规则：嘲谑主流群体是无伤大雅的，但如果对女性、孩子、残疾人和少数族裔这么做，广告人可能会赔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
广告中的“涉性内容”历来比比皆是，这一类广告甚至很容易获奖，原因在于，相对于其他手法，性暗示往往能更微妙地传达出双关含义。同时，由于绝大部分广告都是针对 25 至 44 岁之间的中产阶级男性的，因而广告中的“男性凝视”（male gaze）往往更明显，广告需要呈现从他们眼中看到的世界。
因此，在广告界有所谓“3B”的说法，即 Beast（动物）、Baby（孩子）和 Beauty（美女）在广告中最受欢迎。这三者都是主流男性在日常生活中关注的对象，其中带有性暗示的画面和文案，又是最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一手法如果运用得当，不但不会令人反感，反而会为广告和商品加分。
而在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奥迪二手车交易平台”这样的广告，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社会潜意识中的传统价值观：婆婆可以不顾未来媳妇的尊严，对她挑三拣四、评头论足，而从北京公园相亲角的故事来看，很多父母都觉得这种行为是理所当然、无可指摘的。前不久美食作者小宽的一篇《一桌没有姑娘的饭局，还能叫吃饭吗》将“叫来一个姑娘”比作“加一道菜”，也引来了海啸般的恶评。显然，在这些创作者、广告主、编辑心里，这些“都不是问题”，因此，潜意识中的性别歧视，就这样被堂而皇之地搬上了台面。
在维舟看来，中国人对这样的问题不敏感，恐怕是因为在今天的社会，是非界限已经被模糊掉了：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则，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话题是能碰的，什么是绝对不能碰的，人们心里也失去了准绳，仿佛原先恪守的道德尺度和底线不断被突破，在一片“无节操”、“没底线”的笑骂中，一切都被若无其事地接受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许多品牌也开始“放下身段”，以一些粗俗、露骨的语言和视觉刺激来迎合更年轻的中国新富阶层。
微信公众号“虹膜”的评论则认为，“奥迪二手车交易平台”的广告之所以可以如此理直气壮地“物化”女性，主要是基于社会主流价值观里对所谓“真实的女人”的推崇，准婆婆为了确保儿媳的身体没有造假，而“审验”他的五官和胸部，乍一看仿佛也合情合理。而正因为广告将女性身体的“真伪”与二手车联系在一起，才以一种弄巧成拙的方式让人们意识到，对女性身体“原装无损”的“美好追求”，以及对女性身体进行的貌似“正义”的真伪判断，实际上就是一种残忍的“物化”，是对女性“应该”是何种模样进行规定和束缚。
换言之，这种冷酷的“物化”，究其根本是基于对女性身体的无限“神化”，与广告中所呈现的那种露骨的刻毒不同，这种“神化”女性身体的价值，本身极具欺骗性。因为这种价值总是伪善地打着让女性“尊重”自己身体的旗号，除了“不要整容”之外，常见的话语还有“要保护好自己的处女之身”，“当母亲是每个女人的天职，要遵循生理规律”等等。
事实上，这些话语不仅不是对女性身体的“尊重”，还是在剥夺她们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支配权，为她们套上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禁锢，让她们忠实、甚至永远臣服于自己身体的“原始功能”，而失去做出其他选择的自由。
从视觉文化角度讲，广告中的新娘是“被观看”的客体，而屏幕后的男性观众是观看的主体，那么同样“被观看”的婆婆又承载了怎样的角色呢？广告假借一个女性之手检查另一个女性身体的“真伪”，实际投射的却是大多数男性消费者/观众的隐秘愿望。将这一愿望寄托在这个陈词滥调、脸谱化的婆婆的形象上，既能使目标观众得到满足，又能减轻他们的罪恶感。
更为讽刺的是，这则广告鄙夷女性整容，用女性是否“原装”来判定其价值。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各种影像中，永远充斥着身材完美、皮肤白皙、五官精致的女性形象，这种形象本身并非“真实”，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象。这种完美的幻象，让现实中的女性对自己“不完美”的身体产生焦虑，从而希望通过整容来追求完美。
照料经济中的保姆与雇主：是仆人还是亲人？
今年 6 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家庭研究中心举办了“社会学视野下的照料经济”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了相关领域的学者和 NGO 从业者，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切入，将当下中国的照料经济问题带入公众视野。会后，澎湃新闻邀请了与会的几位学者，进行了一轮深入的圆桌讨论，讨论内容于上周刊发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
文章指出，自古以来，照料工作一直与“女性天职”绑定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父权制的性别分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再生产劳动的私有化——单位不再为职工提供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和养老院等服务——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家务劳动的女性化。
家庭外部的劳动相比，家庭内部劳动的价值经常被贬低。正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在《照料劳动与性别化的劳动政体》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将生产劳动赋予了更高的价值，通常与男性气质关联起来；将与人类关怀相关的照料工作视为“次等劳动”，同时通过女性气质和妇职的话语建构将其道德化。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吴帆基于样本调查和数据分析发现，在中国，学龄前儿童（尤其是3岁以下的儿童）的照料责任主要有家庭承担，母亲和祖辈是主要的照料提供者，父亲普遍缺席。
尽管照料的提供者主要是女性，不同阶层的女性承担“女性天职”的强度与方式也有差异。在中上阶层家庭，由于大量保姆的介入，女性得以部分地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而底层女性则更多地、甚至纯粹地以“照料者”的面目出现：她们成为城市中高收入家庭的保姆。
有趣的是，在与学者们的交流中，记者发现，即便在保姆的介入下，中产阶级太太的“女性天职”也没有完全被消解，中国社科院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吴小英用“消费劳动”来阐释这种“女性天职”的转型。中下阶层的妻子提供的照料是体力上的，而中上阶层太太提供的照料则更多是指导和决策——如预订高级餐厅、决定地毯的颜色等——无法胜任这些劳动的女性会被认为“没品位”或者“不懂事”。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肖索未在对育儿的研究中也发现，许多年轻母亲常以“管理者”的角色出现，母职的重心从提供生活照料转向对孩子的全面规划、安排和监管，以及在市场上选择合适的“消费品”和教育服务。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今天，很多第三世界的女性背井离乡来到第一世界的中产家庭中提供照料服务，她们忍受着与自己亲人的长期分离，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亲属或者雇佣经济条件更差的女性照顾，这就是所谓的“全球保姆链条”，这种现象也被一些外国学者称为“照料流失”（care drain），即照料资源从贫穷地区（家庭）转移到富有地区（家庭）。在我国，这种跨阶级、跨地域的照料转移也正在形成。
在吴小英看来，农村女性走出家庭到城里做家政工的现象，反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让农村女性在家庭中被遮蔽的隐性价值得到彰显，并让她们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相反，“贫穷的母亲扔下自己的孩子去找过有钱人家的孩子”这一煽情话语才值得批判，它将这一全球化困境归咎于母亲的个体选择，究其原因，还是默认了孩子应该由母亲来照顾，相反，出来打工的父亲或满世界飞的成功男性，却逃过了承担这种道德指责，这在道德上形成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照料工作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照料提供者需要付出大量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而当情感成为完成工作的必要因素，被用来换取薪水的时候，劳动者就不得不面对“情感商品化”的问题。佟新在研究中发现，雇佣照料者在工作中会面临一系列的情感困境：一些保姆在照顾雇主家的孩子时，生发出母亲般的情感，然而横在其间的契约关系却让保姆想跟孩子亲近却不敢太亲近，还有一些保姆会与雇主（尤其是男雇主）发生复杂的情感关系。保姆的情感困境，也让我们看到市场经济主导下，理性的商业伦理对丰富且历史悠久的中国人情社会的挑战和扭曲。
在吴小英看来，雇佣照料的最大困境正在于它无论是在劳动空间还是劳动类型上，都兼具了公私的两重性：一方面，它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另一方面，无论是雇主还是保姆，都无法免于情感的卷入，因而会不知不觉地用市场法则之外的标准来要求对方，这就是熟人世界甚至是家庭中的关系原则，雇主与保姆之间的矛盾可能正源于这种关系的暧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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