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冲突前线上的社交媒体战士们

这一切都始于一段在网上走红的士兵临死前的录音。如今,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的克什米尔年轻人,在社交媒体的鼓励下,丝毫不惧展示他们的愤怒。

Jahangir Khanday在一场枪战中被印军射杀,他的葬礼上,一名克什米尔穆斯林朝天大吼着反印度的口号。图片来源:卫报

这位年轻战士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所在的建筑物已经被包围。当印度安全部队向他逐渐靠近时,他打了个电话。

“没什么好担心的。”达尔 (Muzamil Amin Dar) 在打给家人的电话里镇定地说道。“人固有一死,不是吗?”说完这句话,他就陷入了沉默。电话录音在一群女人的尖叫声中戛然而止。

达尔是军事组织虔诚军 (Lashkar-e-Taiba) 的一名指挥官。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长达27年的暴动中,2012年10月遇害的达尔,与其他死亡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件事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当时并没有显现出来。在达尔与家人最后一次通话的几天后,这通电话的录音开始在网上流传,在克什米尔地区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上传到YouTube的音频被播放了数万次。几个月内,其他将死战士的“临终通话”开始出现,一个新的趋势流行开来。

这是社交媒体参与到军事冲突的最早迹象之一,科技从根本上改变了冲突的性质。与上世纪90年代躲在暗处的战士相比,克什米尔最新一代反印度战士是WhatsApp勇士;以前用枪弹难以做到的,现在用自拍就做到了。对年轻的克什米尔人来说,互联网成为了他们的武器:被催泪瓦斯和子弹镇压的街头抗议的照片,在网上越来越多。

今年是印度独立70周年;印度独立之日,也是克什米尔问题开始之时。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在风景如画的喜马拉雅山谷中,展开了克什米尔战争;这是三次印巴战争中的第一次。1989年以来,一场反抗印度统治的武装暴动开始兴起,为原来的领土寻求独立,或者与巴基斯坦的合并。

肮脏的战争伴随着虐待、性暴力、强迫失踪,持续了十几年后,印度终于在2000年代初镇压了这场暴动。然而,历经数届政府,印度当局都没能达成和平的状态。“当战斗局势得到控制后,我们对现状感到满意。”印度前情报总管杜拉特 (A.S. Dulat) 在最近的传记中说。“然而,我们却没有利用当时的大好局势,寻求一个政治上的解决方案。”

此后的15年间,排外和愤怒情绪一直在酝酿。军事人员数量一直很少,据警方估计大概只有210人。但公众示威的规模和强度却在逐年增加。上个月,一群愤怒的群众在克什米尔一座最显要的清真寺外,扒光了一名警官的衣服,并用乱石将其砸死。年轻女性也头一次领导了抗议,展示了他们愿与男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意愿。去年,为了回应持续了六年的动荡局面,印度安全部门开展了镇压行动,导致90多个平民死亡,数百人受伤。即便如此,仍然有成千上万人上街表达他们的抗议。

“克什米尔的年轻人已经全都疯了。”杜拉特最近说道,“他们有一种绝望感,已经不惧怕死亡了。”

这种仇恨在小镇特朗兹 (Trenz) 随处可见。这个小镇在斯利那加 (Srinagar) 南部约两小时车程。小镇学校的操场的墙上涂鸦着“印度狗”的字样,小孩子们也会指路到战士的房子中。在其中一个房子里,阿卜杜勒·萨拉姆·沙菲 (Abdul Salam Shafi) 靠在一张厚地毯上,翻阅着孙子欧贝德 (Ubaid) 在学校的照片。“他当时正准备医学院的入学考试。”阿卜杜勒·萨拉姆回忆道。“他告诉家人,他要去斯利那加接受辅导,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那是四个月前的事了。“当他的照片在WhatsApp火起来后,我们才知道他加入了穆斯林游击队 (mujahideen)。”欧贝德的弟弟祖贝尔 (Zubair) 说。

欧贝德·沙菲 (Ubaid Shafi) 是穆斯林游击队最新的一批成员之一。这些人通常是受过教育的男性,出身于中产家庭,他们对于印度的仇恨本应在工作与财富的追求中消磨殆尽。阿卜杜勒·萨拉姆说,“他想要车,我们就给他买了;他想要笔记本电脑,我们也给他买了。我们什么都给他了,但他还是想干这个。”

当被问及他的孙子为什么选择参加部队时,阿卜杜勒·萨拉姆的脸色显得愈发凝重。“在克什米尔这片土地上,存在着太多的不公。我们每天早上出门,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如果必须要死的话,战死也许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这种仇恨已经持续了几十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局面正变得愈发严重。在今夏的抗议行动之前,克什米尔上一次的大型抗议活动发生在2010年。据一则被泄露的警方情报称,当时,克什米尔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使用社交媒体;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70%。

查谟和克什米尔 (Jammu and Kashmir) 警察局局长瓦义德 (S.P. Vaid) 表示,“社交媒体正在克什米尔引起巨大的骚乱。”他的观点与官方流行的观点一致:“巴基斯坦正在利用社交媒体对克什米尔儿童进行洗脑。”

为了镇压4月份爆发的新的示威活动,印度政府史无前例地宣布在该地区封禁社交媒体网站。Facebook、Twitter以及其它20多个平台陷入了沉寂。位于另一个南方小镇普尔瓦马 (Pulwama) 的政府学位学院的学生穆扎法尔 (Mir Muzaffar) 却在30秒之内又重新连上了网络。他说,“我们用了VPN”,还向大家展示了Facebook上的一个布满大胡子战士的页面。他还说,“他们封掉一个VPN,还有50多个别的VPN可以用。”

今年在普尔瓦马的学生中最流行的,除了红色匡威鞋、大块金属表以外,就是往镇上驻守的印度士兵身上丢石子,以及直播随之而来的暴力场面。

一位叫阿米尔 (Amir) 的学生说:“Facebook Live是最重要的app之一。”今年4月,几个安保警察欧打了一名学生,一个警察踩着学生的脖子,另一个警察用金属棍打他。抗议者对这一场景进行了直播,这个视频激起了克什米尔各大高校的示威游行,游行持续了数周之久。

社交媒体被封禁期间,直播难以进行,因为VPN会拖慢网速。阿米尔说,“Facebook还可以用,但是不能直播了。不过我们还可以发图片交流。”

在普尔瓦马以及其它一些地方,WhatsApp成为阻挠印度安全部门行动的关键工具。通过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交流,居民经常会跑到闹事点,冲撞印度士兵,帮助那些被关押的武装分子潜逃。穆扎法尔说,“如果印度军队来抢东西或者抓人,我们会在WhatsApp上互相通气,然后一大帮人就会来阻止他们。”

来源:卫报

过去只能在私下里口耳相传的事情,现在已经可以一跃成为国际头条新闻。今年4月,一名克什米尔男子被军队绑在他们的四驱车上做肉盾,这个镜头引发了人权组织的谴责,他们要求政府部长判决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从学生们Facebook页面的时间轴上,可以看到无数这样的暴力场面:据称被气枪打瞎了的儿童;声称被印度士兵打得遍体鳞伤的人;举着枪的年轻武装分子,对着镜头露出快乐的笑容。阿米尔说,“我们只是想强调我们遭遇的问题。这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不会停止的。”

在武装分子中,有一个名叫瓦尼 (Burhan Wani) 的真主穆斯林游击队 (Hizbul mujahideen) 的年轻指挥官,他是一个网络红人。当地记者说,他崛起成为克什米尔地区最受关注的激进分子,完全是一个巧合。2013年初,支持者们以为十来岁的瓦尼在与安全部队的一场枪战中身亡。根据传统,战死者的照片会传遍社交媒体。然而,瓦尼并没有死,在冲突中幸存了下来;他随即成为克什米尔最著名的战士。

反政府者有一个精心维护的数字化组织。经过娴熟处理的视频记录了他们的生活故事和斗争之路。视频片段真实展现了他们的个性,唱歌、吃饭、打雪仗。Facebook和WhatsApp的群组屡屡被禁,但新的群组又迅速建立起来,把他们的宣言源源不断发布给成千上万的受众。

“我们觉得社会缺乏正义,所以我们追随这些人、支持他们,”亚瓦尔 (Yawir) 说。他是普尔瓦马县的一名学生。“他们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因为会被印度军方追踪。但他们的视频仍然像病毒一样传播。”

去年7月,瓦尼死于印度军队手中,打破了六年以来的不安秩序。他的葬礼吸引了大约20万哀悼者,随之而来的抗议活动导致了克什米尔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的宵禁。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瓦尼的巨大声望让印度政府深感震惊。“政府对一些事情一无所知,”一位研究克什米尔地区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的专家卡乌拉 (Vinay Kaura) 说。“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社交媒体。这是一个全新的战场。”

其它国家的政府也都妄图控制这种媒介。“但在印度,这尤为困难,”卡乌拉说,“印度政府的网络能力还十分不足。”

在军事上,反政府者的实力还相差甚远;但在网络上,他们有能力影响几乎每一位克什米尔的年轻人。分析人士称,这不仅改变了反政府者们沟通的方式,而且改变了反抗本身的性质。“其实,武装分子并没有造成很多伤亡,”斯利那加研究与发展政策中心主任苏海尔 (Peer Suhail) 说。“他们并不完全是战士。他们在做的是意识管理,他们在创造故事。”

身为作家和南亚冲突专家的斯迪卡 (Ayesha Siddiqa) 对此表示同意。“这是一场正在媒体上进行的战斗。”她说,“瓦尼究竟做了什么?他不费一枪一弹,用响亮的声音激发起人们的情绪,鼓励他的同龄人走上街头扔石头,让安全部门深感挫败。”

印度安全部门接受过全面的军事训练,足以应对与反抗者的武装冲突,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投掷石头的年轻人。“我宁愿他们能够朝我们开火,而不是向我们扔石头,”印度陆军总司令拉瓦特 (Bipin Rawat) 在今年4月时说道,“这样我们就能做我们乐于去做的事情了。”

今年5月,社交媒体的禁令被悄然解除,但只是暂时的。当一个著名的武装分子巴特 (Sabzar Ahmad Bhat) 被杀害而引起新一轮的示威后,移动互联网被完全关闭了24小时。他紧握着枪和自拍杆的照片充满了该地区的Facebook时间线。

他补充道,在克什米尔,社交媒体不是创造了一代愤青,而是揭示了他们的存在。“政府必须意识到,他们需要开启政治对话。这是与这些年轻人相接触的唯一有效方式。”

(本文作者Michael Safi是英国《卫报》南亚通讯员,现驻德里。)

翻译:李思璟,朱雨婷,陈宛琦;编辑:王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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