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业的1993:时光如刀,英雄如韭

1993年, PC的黄金时代才刚拉开序幕。

文/王云辉

在《师父》里,陈识说,高手的生死,决定一技的兴衰。

商业场上,亦复如是。

一个企业家的成败,往往决定了一家企业的盛衰;而一家巨头的盛衰,往往折射和牵动一个行业的进退沉浮。

然而,当大势流转,行业辉煌不再,他们又将何去何从?站在时代变迁的节点,越是时境维艰,越是需要破局之变。

我们通常太在意过去与当下,但更重要的,其实是如何创造未来。

因为,每一刻,都是1993。

【1993:PC黄金时代拉开序幕,行业领袖归位】

1993年, PC的黄金时代才刚拉开序幕。

这一年3月,刚刚成为全球最大半导体公司的英特尔,推出了自己的革命性产品Pentium(奔腾处理器);而微软极具里程碑式意义的Windows95,研发也已经进入倒计时。

一个由"Wintel联盟"双极统治全球IT产业的时代即将开始。此后20年,在它们的带领下,信息产业沐浴着摩尔定律光辉,如浪潮汹涌,席卷世界。

但当时,英特尔即将遭遇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被寄予厚望的奔腾处理器,被数学教授尼斯发现了严重的技术缺陷,一度被IBM乃至更多客户弃用。

如果不是"偏执狂CEO"安迪·格鲁夫最后同意斥资4.75亿美元,召回并替换所有问题芯片,英特尔能否渡过危机,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微软掌舵人比尔·盖茨来说,此时也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在4月的一次包机飞行中,他向相恋6年的梅琳达求了婚。

他们一起前往坦桑尼亚的在桑巴给尔海滩,在那里一边漫步,一边谋划在夏威夷的秘密婚礼,顺便成立了一个以两人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它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如今管理的资金已超过400亿美元。

新时代已经破晓,但那些后来叱咤风云的PC巨头们,此时都还在各种艰难中挣扎求存,而那些即将星光熠熠的行业领袖,也正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一一就位。

比如惠普。

这家成立于1938年的IT巨头,当时已经充满了官僚作风,业绩每况愈下,两位创始人不得不暂停退休生涯,重新对公司进行改革。

得到创始人支持的路·普莱特(Lew Platt)临危受命,执掌惠普CEO帅印,他强调分权,鼓励员工冒风险,他将惠普公司一拆为二:一家公司负责计算机、打印机、软件和服务,另一家则专注于销售医疗产品和检测仪器。此后7年,在他的领导下,惠普收入从164亿美元增长到424亿美元,利润则成长为原来的7倍。

IBM的董事们同样忐忑不安。

PC业务对大型机业务的不断蚕食,早已让这位曾经的大佬举步维艰,甚至被媒体称为"已经一只脚跨进了坟墓",仅仅是1992年,IBM就亏损了50亿美元。他们不得不以两倍薪水的代价,把纳贝斯克公司的CEO路易斯·郭士纳(Louis V. Gerstner)挖来灭火。

郭士纳坚持以刮骨疗毒的方式,对IBM进行大规模重组,在到任的第一个季度,就解雇了6万名员工,遣散费高达近80亿美元,相当于IBM当年的亏损总额。

历史最终证明,这堪称IBM历史上,最划算的买卖之一。郭士纳成功再造了蓝色巨人的商业模式,并重新构建起一个覆盖计算机软硬件、服务和网络的产业生态,彻底重焕生机。在他的10年任期内,IBM股价涨了10倍。

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41岁的施崇棠也正面临一个重要的人生抉择。

在施崇棠支持下,他的4个学生于1989年创办华硕,并在主板领域扎下根基。但由于在技术、运营、品质管控等环节都缺乏经验,到1993年,华硕的发展已经危机重重,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施崇棠。

作为宏碁7位创始成员之一,以及个人电脑事业总经理,施崇棠已经在宏碁工作 24年,很多人都曾以为他会在宏碁直到退休。但他决定离开宏碁,出任华硕董事长兼总经理。

虽然只是一家"创业公司",但在施崇棠的带领下,华硕正面击退了打算大举进军主板市场的英特尔,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主板厂商,第三大显卡生产商,以及消费性笔记本电脑的三甲品牌,年营业额超过140亿美元。

台北向北1715公里,是北京的中关村。

在1993年,这里还是一片科技员、学生、个体户、农民、板儿爷诸色混杂的城郊结合地,没有创业大街,没有"总理咖啡",连互联网都还是一个新鲜词。

要到1994年,中国才会正式接入互联网;而瀛海威那块广为人知的广告牌,要到1995年才树起来。

这一年,联想的PC卖了接近2万台。从中,柳传志既看到了个人电脑市场井喷的巨大机会,也感受到国外品牌大量涌入带来的强劲危胁。他决定把仗交给年轻人去打,然后从中挑选未来的领军人。

在1994年3月,联想集团微机部正式成立,一位不到30岁的年轻人成为了它的总经理。

这个年轻人叫杨元庆。3年之后,他带领下的联想就已成为国内电脑市场老大;8年之后,他成为联想集团的总裁兼CEO。

他们,都赶上了一个黄金的时代。

【1993:手机曙光初显,时光如刀,英雄如韭】

时代的变迁中,没有不败的企业,只有时光如刀,英雄如韭,一季生长,一季割灭。

在那个PC尚未普及的年代,没有人能想象到,手机用户的数量有一天会超过PC。

事实上,那时候的手机,还被叫做大哥大。

1993年,当中国第一个向公众开放使用的GSM数字蜂窝通信系统,在浙江嘉兴正式上线之时,无论中国还是全球,超过一半的手机,都还是由摩托罗拉制造的。

但这家巨头却即将迎来最糟糕的局面:它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60种业务,但绝大多数都不成气候;投入超过几十亿美金打造的铱星系统也变成了一个烂尾工程;CEO乔治·费舍尔(George M.C. Fisher)跳槽去了柯达公司,留下一个内斗不断的官僚组织……

最终,即使有V998等经典产品疯狂吸金,摩托罗拉的黄金时代依然迅速落幕。

取代摩托罗拉的诺基亚,成立于1865年,先后从事过木材、造纸、物业、橡胶、机械、电缆等几乎所有产品。

当时,这家老牌公司的形势其实已经岌岌可危。但自1992年开始,新任CEO约玛·奥利拉(Jorma Ollila)却为其导演出了一个奇迹般的转型。

奥利拉坚信,未来将属于通信时代,而诺基亚要成为世界性电信公司。上任伊使,他就将造纸、轮胎、等业务或压缩,或出售,或独立,甚至忍痛砍掉了拥有欧洲最大电视机生产厂之一的电视生产业务,以此集中全公司90%的资金和人力,豪赌以移动电话为中心的移动通信产业未来。

他赢了。

赢者通吃。自1996年开始,诺基亚就取代摩托罗拉,成为全球手机行业的新老大,并一直霸占这个宝座长达14年之久,直到被苹果超越。

当然,1993年的苹果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8年前说服董事会将乔布斯赶出苹果的斯卡利,刚刚已经因为业绩惨淡被迫走人。

苹果的重新崛起,乃至成长为独占全球手机行业行润超过80%的怪兽,还得苦熬3年,才能等到乔布斯的王者归来。

这时正在圈地的,不是苹果,而是它的代工厂富士康。

1993年的某一天,深圳龙华镇伍屋村,郭台铭扒开草丛,站上一座小山的山头,对着面前一片野草比人还高的荒芜地,对同行当地官员大手一挥:"看得见的这片地我都要了。"

多年后,这片占地2.3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已变成为郭台铭企业帝国的核心,而深圳也将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手机行业的制造中心。

但在此时,中国手机业还尚未萌芽。

这一年,雷军才刚加入金山,在北京开发部做经理;刘立荣还在中南工大读书,最响亮的头衔是围棋社社长;陈明永和沈炜都还在步步高,跟着段永平做小霸王游戏机和DVD。

即使是更早一批的,如今已经成为先烈的国产手机品牌,也基本上都是等到世纪之交,才开始一一入局。

如今中国手机品牌第一梯队中,当时唯一就位的领军人,是大嘴余承东:他正是在1993进入的华为。

当然,这时的华为,也还没有成长为那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IT巨擎。

1993年,华为推出了自己研发的第一个2000门网用大型交换机设备C&C08机,并在浙江义乌成功开局。这个决定了华为生死,具有重大意义的产品,当时曾经一度难产,任正非甚至在内部动员会上以死相逼:"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

同在这一年,华为的同城宿敌中兴通讯,也完成了一项决定命运的产权变革:由两家国有企业控股,另一家民营企业参股运营,组建了国内首家"国有控股、授权民营"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企业。

当时,中国程控交换机市场还被"七国八制"的国外品牌占据,虽然国内企业有机会开发出低成本的替代产品,抢下这块市场,但竞争者也有200多家之多,厮杀极为惨烈。

如今仍然存活的,被人们记住的,已经只剩下中兴和华为。

如果没有任正非和侯为贵,中国通信行业的格局将重新改写,不会有"巨大中华",甚至可能永远见不到将这个行业众多海外巨头逼入死角的中国力量。

无人能预知未来,但他们共同创造了未来。

【“重回”1993:华硕再走“难行门”】

之所以想起写1993,是因为最近看到的华硕消息。

6月7日,在华硕的股东会上,施崇棠说,华硕必须要下定决心,进行彻底的组织变革,进行资源重组,以顺应新的时代,消费者的需求和产业的大势。

"我们同仁和股东的脑,都要全部洗掉。"他说。

他这段话的背景,正是PC黄金时代的落幕。

无论是惠普、戴尔、华硕、宏碁、联想、IBM,乃至更多的巨头,都因PC市场的勃发而辉煌,也同样因PC市场的萎缩而衰落。

时光仿佛重新回到了1993,时代已经变化,面对利润下滑、业务重组,部门整合,裁员等艰难形势,它们如何应变?

面对这种不可逆的环境变化,大抵只有两条路:

一是继续专注,干掉其他同行,通过市场份额的提升,来弥补市场总量的亏损;

二是全面转型,在新的领域重建辉煌。

第一条路胜在安稳,即使从长远来看,市场的衰减也总会有其极限。但走这条路的代价,是失去了成长的机会。

第二条路风险大得多,一旦出错,就有可能满盘皆输。但它却拥有无限的发展可能。如果成功,则有望再上新的台阶。

两条路没有优劣,只看是否适合。

只不过,很多人往往希望追求一个中间路径,既要追求优势业务的既得利益,又希望能打开一片蓝海。但这种骑墙的态度,绝大多数都以双线溃败告终。

而华硕走的路,显然是第二条。这也正是施崇棠向来强调的,"要走难行门"。

这让我不由想起两年以前,和施先生在北京千禧酒店共进的午餐。当时,华硕顶着红海的激烈厮杀,在内地发布ZenFone2,就是要在跳出自己的优势领域,为未来杀出一条生路。

中国内地市场是手机行业的主战场,华硕只有进入这个市场,才有可能跳出规模有限的台湾市场,攻伐全球,但同样,这也意味着最激烈的挑战。

当时,老先生抓住我的手臂,很认真地说:"这个事情,我们势在必行啊!"

语调并不高,但却能让人感受到,他由内而外强烈的心力爆发。

这也正是华硕的风格;行事谨慎稳重,但如果走到关键的转折点,就会以最果决的速度,推行最彻底的变革,像一家创业一样拥抱变化。

只不过,这两年的实际战绩中,华硕的手机转型并不顺利。

除了竞争激烈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华硕入局太晚,已经错过最好的时机。

所以,华硕如今的决断更快,更早。

一位华硕的朋友告诉我,在华硕内部,施崇棠的精力,早已全力投注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面向下一个时代的业务,比如Zenbo产品,就是他亲自在抓。

甚至,他有可能将华硕交班给更年轻的人,来主导这场决定华硕命运的变革。

站在现在,我们无法预知华硕的变革能否成功。正如回到1993年,我们同样看不透惠普、IBM和诺基亚的命运。

但至少,我们已经看到施崇棠与华硕直面挑战,勇敢变革的勇气。

变革需要代价。而面对未知的变化,我们经常恐惧于付出代价,结果大多适得其反。那些不惜代价的全力转型,却往往能赢得未来。

因为,世界永远是新的。

每一刻,都是一个新的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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