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存在广国投巨额“遗产”中的秘密

当年关闭“广国投”,还是件很牛逼的事。

明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简称“广国投”)最有价值的一项破产财产——子公司广信房产的所有投资权益及债权,将公开出让。起拍价高达446.77亿元,单单竞买保证金就46亿元,要想拿到政府的尽调报告,还要再付5亿元。

如果不是这个“巨无霸”资产包整个儿被推向市场,或许人们已经忘了,广信房产这家曾经如日中天的“广州地产之母”,以及间接导致其命运戛然而止的,十九年前那起“震惊海内外”的广国投破产案。

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总是在某些时刻被紧紧捆绑在一起。广国投破产案最后定调极高,王岐山将其比喻为“揭房顶,开窗户”之举,为全面化解金融风险“杀开一条血路”。

然而,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大多数勤劳勇敢的中国人,都有个很朴素的逻辑,“国家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连带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只能说是,命不好。”

突如其来的变故

多年后,萧百佑(原名肖锦华)才发现,什么时候毕业,什么时候被分配到这家中国第二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什么时候因为公司破产被遣散,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千樯,地动山移,浑然不觉,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1998年10月6日,中秋后上班的第一天,萧百佑和同事们一起被叫到会议室。开会前,他甚至有点小兴奋,以为是要发奖金。结果被告知,公司即日起被“行政性关闭”。

事发如此突然,他还乐观地以为,只是“整顿整顿”,没想到,三个月后,广国投及附属深圳公司、广东国际租赁公司和广信企业发展公司,向广东高院提出了破产申请。

据当时报道,触发因素是公司无力向外国债权人偿还一笔1.2亿美元的贷款。被中央高层点将,受命南下出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并处理此次危机的王岐山,1999年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表示,开始时想保到期债务支付,但发现帐外有帐,情况之恶劣远超想像,只能申请破产。“到1998年10月,央行初步查明,广国投的资产总额为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资产负债率168.23%,资不抵债146.9亿元。”

那一年,是萧百佑在广国投的第十四个年头。

1981年,高考全面恢复的第四年,他以全省外语类考生中排名第八的成绩,考入暨南大学,当上了学生会主席。1985年毕业,他被分配到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简称“广国投”)国际金融部工作。

当时,广国投才成立五年,但已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享有外汇经营权;1989年,广国投又被国家主管部门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在当时全国数百家信托投资公司中,规模仅次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知道,当时连“工农建”三大行都尚未获得“窗口公司”的资格。

“最优秀的毕业生才能到那儿工作。”萧百佑至今仍为此感到自豪,他告诉见地君,当年广国投的干部,要么学习很好,是学生干部,要么是干部子弟,副省级、副部级、副军级的子弟占比不低于20%,家庭背景、政治素养都特别过硬,“品格和业务能力也是一流的。”

因此后来萧百佑始终否认,是“公司内部管理的极度混乱”导致广国投从辉煌走向破产。在网上,至今流传着类似的说法:公司高层管理者不知道公司究竟有多少资产、多少企业、多少人员、多少银行账户;总公司某负责人一张白条就划走50万美元,事后才补办转贷手续;在境外的美洲公司某副总经理连给小孩买纸尿布的钱都在公司报销,等等。

“个别问题存在,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以此来得出公司管理混乱的结论。比如,公司的资产、子公司、银行账户这些事,高管说不全,很正常,资产管理部和财务部总监要是不知道,才是严重的问题。”萧百佑告诉见地君,八九十年代,是广国投高速发展时期,整个干部队伍里,大多数人都很自律。

广国投“教训”

萧百佑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相信,公司怎么说没就没了。

“作为公司最核心的两个部门之一,在那天到来之前,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公司的资金链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当时,他在广国投国际金融部担任信贷科科长。

他告诉见地君,像广国投这样的金融机构,上级管理部门分别是外汇管理局、人民银行和发改委(原名“计委”),“这三个权威部门不是一年来管理一次,而是我们所有业务都在他们的严控下才能完成,每个会计制度(月/季度/年)都有严格的指标限定,所有的资产负债情况、对外发债情况、对内贷款情况、投资企业的状况,都要报备。”

“连主管公司的上级领导都是常务副省长,对公司要求极高,怎么就一下‘资不抵债’了呢?”

现在看来,导致广国投破产清算的深刻原因,或许要归结于此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商一体”经营模式。这种模式使国际债权银行领会了一个潜规则——借钱给“窗口公司”就是借钱给中国政府,是最安全的主权债务。

事实上,就在毕马威(KPMG)被聘请做审计以确定广国投负债规模、发现了26亿美元资产和44亿美元负债之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Poor’s)仍给予广国投与中国财政部相仿的最高投资评级。

官方说法是,广国投正是在广东政府的各类担保下,利用对外举债窗口大量借外债,而亚洲金融风暴殃及香港时,严重依赖外贸和出口的广东经济受到重创,最终导致严重的债务支付危机。

公开资料显示,1999年1月广东国投及上述三家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时,共有494家境内外债权申报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金额为人民币467亿元。其中,对广国投本部就有债权申报人320家,申报债权金额为人民币387.8亿元,

当时,中国只有1450亿美元外汇储备,还有几乎等量的外债,相比之下,现在中国拥有3.8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于是有评论称,如果中央政府承担广国投的国际债务,将没有理由不承担比广东贫穷得多、在金融风暴中更加困难的海南、福建、广西等省国投和红筹的国际债务。如若全部承担,则意味着中央政府60%左右的外汇储蓄,必须在金融风暴中“拨备”。

王岐山拿出的方案是,关闭广国投,目的是实现政企分开,“改变过去政府替国有金融机构偿还债务的做法,终结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不分的道德风险时代”。

用王岐山在接受《财经》采访时的说法,通过广国投案,境外投资机构得到了教训,而广东“既损失了钱,又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信用。”美国《华尔街日报》亦评论,广国投宣告破产,使中国金融业真正走向了市场,标志着中国法制从此进入新纪元。

“就目前而言,中国央行支撑着一切,”《红色资本主义》(RedCapitalism)的作者之一沃特在谈到当今的影子银行业时表示,“他们不得不杀掉几个,而且他们也已经准备好这么做。”

经过四年,广国投案于2003年2月终结破产程序。同年12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起安逸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对该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接管或者促成机构重组;另外,第三十九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违法经营、经营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公众利益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予以撤销。

见地君注意到,《中国工业报》2008年登出一篇《金融市场制度创新需“守夜人”》的评论,作者杨涛写道:

“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往往都是行政性关闭或者是关闭后走向行政性主导的破产,因此往往被人戏称为计划性破产。市场化破产机制的缺位,使金融运行的规范化、程序化、市场化都难以完全建立起来。”

破产“真相”

这是中国第一例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被称为“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浮出的最大冰山”。

但案件的背后,却甚少有人追究,为何地方政府要“担保”财政都承受不起的巨额贷款?广国投“负债”累累,资金都投向了哪里?

对广国投原法人代表兼总经理黄炎田的审判,或许揭开了真相的一角。

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黄炎田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他在庭审中表示,1995年已经形成了骑虎难下的局势,如果不借新还旧,就会发生挤兑现象,而且这些集资项目都是董事会集体决策的;至于玩忽职守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一项指控,则是出于四个原因:一是投资的项目贬值;二是项目负责人本身经营不善;三是他的下属没有严格按照他的批示去办;四是他退休后,继任者没有及时对投资项目采取有效措施,致使贻误时机。

据当时《财经时报》援引一位学者的概述,“广国投的问题主要不是高息揽储,而是乱投资,把钱投在了没有效益的项目上,这其中有一些是地方基础建设项目,这些项目是不能带来钱的,而是政府的需要。”

萧百佑告诉见地君,八九十年代,广国投大部分资金都投向了省里的基础建设。“一是能源,省沙角电厂(A、B厂)、省输变电网,以及几乎所有地市县的柴油发电机组都是广国投低息贷款支持的;二是交通,第一条按国际标准修建的广深高速公路、省里多条国道、无数的港口码头和船舶制造;三是农业、养殖业、畜牧业,当时得不到受国家条条框框管制的四大行支持,基本都是借助省政府政策性指导下的广国投之力;四,深圳、东莞、汕头、湛江、肇庆、中山、佛山等地市的GDP贡献中,都有广国投的“输血”。

“广国投对广东省经济发展的贡献之大,不可估量。”萧百佑告诉见地君,最典型的案例是,广国投在汕头投资建设的感光材料厂,是国家立项的重大项目,但遇到了重重困难。公开资料显示,虽然从海外进口了生产设备,但关键的乳剂配方仍需高价购买,企业必须通过规模效应才能实现利润,但当时企业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再加上行业恶性竞争、胶卷开始被数码产品替代,以及汇率变动等原因,工厂举步维艰。

经办该项目的萧百佑,在日元升值、美元贬值之前,通过国际金融市场最新的“汇率掉期”,将以日元计算的对外债务变成以美元计算,才避免了过亿元的损失。

和广国投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广发行。从1988年至1998年的十年间,“以支持广东经济建设为己任”的广发行,累积发放贷款2000亿元,其中90%用于广东经济建设,支持的项目涉及能源、交通、通讯、贸易、高科技、环保等行业。在为地方政府发展出力的口号之下,广发行在省内各分支机构的效益日益衰减,除汕头、深圳、东莞几家分行保持赢利,其他均告亏损。

这种向政府主导的项目倾斜的信贷政策例行多年,直到2002年后才转以确立“培育优良债务人”的思路,将信贷重点明确转移到中小民营企业。在《银行客户经理手记》一书中提到,广发行曾受政府指令在珠海西区设立支行,在当地累计吸储5亿元,全部用于当地市政建设,而总行并无支配权。1998年,时任珠海市委书记的梁广大在离任前,曾将面积达5平方公里的一块生地划给广发行,作为坏账补偿。

如此说来,如果广国投当年真的“铤而走险”,或许也是为了填补地方“无底洞”的投资。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广国投的关闭,还是同时期粤海、广发行的重组,都是当年广东金融危机中“没有选择的选择”。

回顾1994年5月,广国投董事长黄炎田成为《商业周刊》的封面人物。封面故事的大标题赫然醒目:“一位红色资本家的内部世界:黄炎田的高效金融机构正帮助再造中国”。

据《财经时报》报道,一审结束后,黄炎田与前来旁听的老同事们一一握手道别,笑得很酸楚。

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查广国投干部犯罪问题的“省委五人领导小组”里,有两人在之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一位是省委副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英雄无悔》原型“南粤政法王”陈绍基,他因单独或者伙同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受贿2959.5万余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还有一位是省委常委、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广东“三巨贪”之一王华元,也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赌博、包养情妇等行为,被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另外,广国投破产清算小组副组长杨青山,也因为拍卖行介绍买家,涉贿317万元。

没有公开的账目

广国投破产清算过程中,为了清除债权人的疑虑,当时法院按时召开债权人会议,详细报告债权确认情况、破产财产情况、追收对外债权情况、破产财产变现处置原则,以及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但这样的透明度并没有应用在对广国投公司员工的安置上。

广国投的破产,造成了500多名员工失业。1999年起,广国投开始分批遣散员工。总共三批,最后一批人数最多,萧百佑就在其中。

破产时,他的大儿子9岁,三个女儿分别是3岁、5岁、7岁,正处在家庭教育的关键期。太太一直没有参加工作,全家的经济负担都压在他身上。

十四年青春,换来的是48000元的遣散费。“少?一纸命令,泰山压顶。”萧百佑告诉见地君,一时间谣言满天飞,说广国投的人都是巨贪,高管一个个被拉去立案审查,人人自危,他甚至想起了文革时期,“丧家之犬,何言贵贱。”

“当时,同事们基本分成三种态度,一种是乐观的,他们大多上了年纪,准备退休,儿女也长大了,没有经济负担,而且九十年代,人对钱的概念没有那么疯狂;一种是刚毕业,对公司也没太多感情;最惨的是工作了四五年的年轻人,本身极其优秀,满怀抱负,以为来到了天鹅湖,没想到却是粪坑,惹得一身臭。”

后来,萧百佑下海经商,家里经济条件慢慢好起来。在独特的教育方式下,萧百佑创造了“一门三北大”的奇迹,成为大众知晓的“中国狼爸”,并出版了教育专著《所以,北大兄妹》。广国投的破产,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萧百佑当年的同事温湛滨,如今也已是阳江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广国投出来的人,本身就非常优秀,大多都‘混’得不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最令萧百佑耿耿于怀的,还是广国投的清算结果。时至今日,所有披露的信息,全是简略得不能再简略的几个数字。“真是‘资不抵债’,也应该公布资产和负债的明细,这是公开透明的问题。”

至于当年的“遣散费”标准,萧百佑和昔日同事也始终存疑。“如果当年是因为公司财产不足以支付员工赔偿,我们也能理解,但现在,几大破产财产都已清算完毕并陆续拍卖,广国投的资产情况是否应当重新梳理一遍,给我们一个交代?”

破产资产几番易主

萧百佑指的“破产财产”,其实是广国投下属的广东省信托房产开发公司(下简称“广信房产”)所持有的房产权益,包括广东国际大厦、广信江湾城以及即将打包拍卖的剩余房产投资权益和债权。

广东国际大厦,主楼63层,高200米,曾是全国最高建筑物,广州人习惯称之为“63层”。在这座大厦里,曾有着英、法、德等多国驻广州的领事馆,还曾是百余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据点”。九十年代,63层接待过无数外国名流政要,声名在外。63层所在的环市东路,当年也曾有“广州中环”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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