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读史】久米邦武:撰史要追求真实还是要服务政治?

久米邦武给出了他的答案。

久米邦武是日本近代史上的名人,他是岩仓使团的成员之一。作为使团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的秘书,久米邦武全程参与了欧美考察,并写下了长达5册100卷的《美欧回览实记》,详尽记录了日本走向世界的足迹。考虑到使团寄往国内的报告后来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久米邦武的贡献就更值得推崇了。

幕府末期,久米邦武是肥前藩的一个藩士,曾积极参与藩国的行政改革。明治维新之后,这位汉学家在维新政府工作。自欧美考察归来,他专心写作,在1878年出版了《美欧回览实记》。他才学深厚,第二年被政府任命为修史馆编修官,参与编写了《大日本编年史》。这是明治维新的第11年,那时的久米邦武正好40岁。

《美欧回览实记》

推翻幕府之后,维新政府面临着一个挑战,那便是树立天皇的权威。在幕府时代,幕府将军掌握国家实权,天皇不过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许多老百姓“只知霸府(幕府),不知皇室”。所以,维新政府利用各种途径拼命宣扬天皇。修史当然是一个证明天皇“伟大光荣正确”的重要手段。于是,在维新开始的第二年,“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设立,1877年修史局改设“修史馆”,主持编纂《大日本编年史》。

当年的修史诏书写道:“修史乃万世不朽之大典,祖宗之盛举……今以革除镰仓以来武门专权之弊,振兴政务,故开史局,以继祖宗之余绪,广施文教于天下……须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别,以树立天下之纲常。”

显然,修史的手法和目的还是封建史学老一套;不同的是,过去是以武家为中心,现在要以天皇为中心。拟议中的“大日本编年史”要按照古时编年体“六国史”的体系,重新纂修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突出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系统。“六国史”的第一部史籍《日本书纪》构建了日本的“神代”历史,从而将天皇一族描述为天照大神的后裔。以这样的观念纂修史书,显然是为明治天皇的政治统治服务,为宣扬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张目。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久米邦武走进修史馆,成为了一位修史官。可是维新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在“文明开化”的口号感召下,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已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有着积极的进取精神,对过去的日本旧文化和旧社会持批判眼光。

修史馆的一些史学家既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同时也接受西方史学思想、重视史实考证。他们不满足于建筑在封建神话基础上的皇道历史,采用忠实于史实的方法论,通过原始史料的考证探究历史的本来面貌,一系列实证史学研究的成果否定了神国论和皇国史观。于是,在日本国史纂修的问题上,撰史求真与为政治修史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日本“国体”的核心就是“天皇制”和“国家神道”。天皇是日本的神,“天皇制”及其配套的“国家神道”是统合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主要文化体制和工具。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神道”不是“宗教”而是“祭祀”,而且是“国家的祭祀”,是全体民众必须参与的公共事务,在公共领域实现“祭政一致”。

久米邦武

而久米邦武并不认同这一观点。1891年,他在《史学会杂志》上连载了长篇文章《神道是祭天古俗》。久米武邦认为,神道的核心是皇室和伊势神宫的祭祀,这是古代的“祭天古俗”,本质上是与中国“玉皇大帝”近似的、普遍可见的共同体祭祀,是“东洋祭天的古俗”的一种形态。久米从学术角度祛除了国家神道的神圣性,甚至使用“襁褓”(日语中有“尿布”之意)这一颇具蔑视意味的词语强调说,祭天源于人类在襁褓时代(即原始时代)创造出的“神”的概念。

久米邦武这样写道:​“盖神道非宗教,故无诱善利生之旨。只祭天为攘灾招福之祓,与佛教并行而毫不相戾,故以敬神、崇佛为王政之基而流传至今,且其习俗与臣民结合而为牢固之国体。然耽于神事之谬说多矣,故去其神道、儒教之偏执,而以公正之心考之,实乃史学之责任。”

在《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国家神道教义形成之际,复古国学、神道家的神国论与皇国史观甚嚣尘上,久米邦武的“神道乃祭天古俗”说法却表明日本神道来源于古代祓除仪礼与祭天古俗。这无疑是对神国论与皇国史观的否定,也颠覆了国家神道的基础,无异于投出了一颗重镑炸弹,直接动摇了天皇制国家。是可忍,孰不可忍?

神道势力和政界保守派群起围攻,在媒体上对久米邦武口诛笔伐。他们不能在学术上驳倒久米邦武,于是上纲上线,在政治上对他展开攻击,大肆谴责久米邦武 “损毁国体”、“不敬皇室”、“侮蔑国史”,似乎是万恶不赦之徒。

国家神道系统内的道生馆的4名学生还冲进久米家,对其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质问,久米被迫进行应答。这4人又先后去了文部省和内务省,要求这些政府部门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在沸腾的民意压力下,久米邦武被文部省解除了国史纂修的职务,一度失业。他的同事、史学家重野安绎也因主张“世上流传的史传多与事实有误”被迫辞职离去。内务省还命令刊登久米邦武论文的杂志停止发行。

幸运的是,当时私立大学已经出现,为那些不愿与日本政府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栖身之地。东京专科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就聘请了久米邦武为教授,使他可以继续安心做研究。

《久米邦武》

“久米邦武笔祸”事件是日本近代历史学的一个挫折,修史馆失去了杰出历史学家,官方纂修《大日本编年史》也瘫痪了。日本官方史学从此一蹶不振,只能做史料的编辑汇总工作,而将历史著作这一领域基本上全部让给了私家史学。因此,也有史学家将之称为“日本近代史学转型的一大胜利”。

作为一位坚持学术独立、勇于向国家神道挑战的历史学家,久米邦武被视为学人的楷模,至今仍备受日本学界的尊敬。值得一提的是,后世常用的“岛国根性”一词也出自久米邦武的创造。他从地理与民族精神角度批评日本人“特有的视野狭窄而封闭的性格”,显示了一个学者可贵的自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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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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