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会游泳不能毕业”,谈中国现代体育百年历程中的清华大学

从“不能把东亚病夫送出国”到“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清华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意识形态下,体育所承载的不同社会功能,以及围绕体育展开的话语交锋。

张之琪 2017/04/18 14:05 | 评论(2)A+
来源:界面新闻

日前媒体报道,从2017级开始,清华大学学生必须通过入学后的游泳测试或参加游泳课的学习并到达要求,否则不能获得毕业证书(特殊情况除外)。这并非清华大学首次提出“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要求,梁实秋在1910年代就差点儿因在这门课上栽跟头无法毕业。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在西方体育发展和清华体育教育背后,有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变迁和围绕着体育展开的话语交锋呢?

1914年,著名外交家、法学家,先后在清政府和国民政府任要职的伍廷芳在他晚年寓居中撰写的回忆录《美国视察记》(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中这样写道:

“中国人和他们的美国朋友在娱乐这件事上的最大不同,莫过于对于体育的态度了。中国人永远不会想上千人聚在一起只是为了看一场球赛,我们还没有摩登到愿意花上半天的时间看别人比赛……我很怀疑体育是否能够真正在我的族人中间流行起来,从东方人的角度上看,它太过暴力,不够庄重。”

很显然,伍廷芳“高估”了东方式的“庄重”,也“低估”了国人摩登化的速度。事实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体育或者称近代体育,已经悄然席卷了中国的开埠城市,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近代体育的发展,始终与中国几代改良者和革命者依照他们各自的政治理想,将一个积贫积弱的垂暮帝国改造成一个先进的民族国家的努力密不可分。这段历史也浓缩在清华(当时的“留美预备学校”)体育教育的百年历程之中,从“不能把东亚病夫送出国”到“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清华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意识形态下,体育所承载的不同社会功能,以及围绕体育展开的话语交锋。这次清华“游泳新规”引发的争议,更向我们提出了今天的中国大学应该如何发展体育的迫切问题。

一、“不能送东亚病夫出国去”:近代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建立

从先秦“六艺”中的“射”、“御”,到军事操练和民间游戏中的蹴鞠;从唐宋元三代宫廷贵族迷恋的“击鞠”(马球),到清代少数民族政权喜好的摔跤、“冰嬉”,再到在义和团——英文中称义和团运动为“The Boxer Rebellion”,直译为“拳击手的叛乱”——等反抗侵略的民间运动中逐渐浮现出来的隐秘的武林,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身体文化和身体技术。

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田径、游泳、球类运动等西方体育项目以及奥林匹克式的竞技规则,与这些本土的“传统体育”截然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仅在于从事的人群、遵守的规则、调动的肌肉和使用的器械,更重要的是,“传统体育”所代表的士大夫的侠义之道和帝国中心的“天下”秩序,已经不能适应清末民初知识精英的政治理想和诉求,他们需要借助象征着纪律、力量和进步的“现代体育”,来构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将中国重新纳入到全球的格局和历史进程之中。

欧洲现代体育的发展与法国大革命后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分不开,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体育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规训作用。它对规则和管理的服从,对身体动作和行为设置的界限,对成功和优胜的量化,对带有国家符号的统一着装的强调,以及竞技与战争之间的潜在关联,都使得个人的身体和国家的国体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与中国古代思想中宇宙的秩序、理想的政治秩序和圣人的身体三者的同构同形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古代,维系和调节这一同构关系的是具有神圣权威的天子,而在新的身体-国体关系中,没有了天子的位置,反而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以物种之间的弱肉强食来解释国家之间的盛衰兴亡,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群学肄言》)的严复就在《原强》一文中指出,“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

严复与《天演论》

中国最早的体育教育出现在军校和基督教教会学校。军校的体育教育主要受到德国和日本的影响,由外籍教员或者留洋归国的中国教员主持训练,训练内容以瑞典或德国式的体操为主,这种体操在明治维新时期传入日本,在日本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如与武士道的糅合),再由留日的中国学生引入中国。而教会学校的体育教育主要承袭了英美的模式,但依然与民族主义和雄性文化密不可分,它主要受到19世纪中叶从英国兴起的“强健派基督教运动”(Muscular Christianity)影响,强调爱国使命、男子气概,崇尚团队协作、自我牺牲和运动中的身体和道德之美。

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率先发展体育教育的教会学校之一。1895年甲午战争后,学校利用在学生中间勃兴的军事热情,开始组织学生进行军事操练,起初只是进行一些简单的行军、编队训练,后来又引进了徒手操和哑铃操,1898年,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赠予学校200支枪,每周三次的操练成为必修课,尤其是每周五的大操,类似军事检阅,学生“以鸡羽树冠,以紫丝带饰胸,下垂及膝,蔓延数十丈,很是壮观”。1890年,圣约翰大学举行了全国首例田径运动会,比赛项目包括短跑、跨栏、跳高、拔河等,虽然“当时的学生碍于陋习,多数作壁上观”,但“圣大模式”作为体育教育的典范,在教会学校中大力推广。到20世纪初,正规的体育课程已经教会学校中普遍出现。

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在做体操

著名作家林语堂就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他在《八十自述》中回忆道:“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从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那儿学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跑的记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有距离。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圣约翰大学的另一位校友就是著名的体育教育家、清华大学体育奠基人马约翰,专业是化学和医科的马约翰在校时就是运动干将,是足球、网球、棒球、田径等各个项目代表队的主力队员,他尤其精于短跑,曾在1905年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和1910年南京举行的全国运动会上获得过短跑冠军。

马约翰1914年来到清华,任化学教员,但始终心系体育。在他口述的《我在清华教体育》一文中,马约翰提到他与时任清华校长的周诒春谈体育问题:“他起初并没有兴趣,后来因为有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清华每年要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吧,因此学校才考虑到搞点体育,活动活动,除了让学生念书,盖图书馆、大礼堂外,也要盖个体育馆。”

马约翰说,他主要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怕学生出国受欺侮。“因此,我常向学生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什么。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于是在当年的清华就制定了体育及格方可赴美留学的规定,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就因为跳远差了一英尺,被马约翰扣了半年。

1923年的清华田径队(左一为马约翰)

二、“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社会主义身体文化的形成

到了上世纪20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深化,体育作为一种租界里的资产阶级趣味、一种“不道德”的中西合璧,开始受到一些进步青年,尤其是左翼革命者的批评。1925年,在夺回教育主权运动的大背景下,南洋大学、东南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抵制一年一度的“八校运动会”,因为其他五所大学都是基督教教会学校,而到了1920年代末,绝大部分的运动会都开始用中文举办,也逐渐开始由国人自己组织。

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就曾以“锦标主义”批评洋人和国民党组织的运动会,一些教会学校重点培养一些选拔出来的运动员,给他们提供牛奶饼干等营养品,以便他们在运动会或者足球赛中为学校赢得好成绩,充当学校的“活招牌”。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回忆道,清华在培养学生普遍的运动习惯之余,也会“选拔代表与外校竞赛”,“选手要勤联系,体力消耗多,食物需要较高的热量,于是在食堂旁边另设训练桌,大鱼大肉,四盘四碗,同学为之侧目”,还有一些运动健将功课不够理想,“但还是设法是其留在校内以便为校立功”。

与国统区的“选手体育”、“贵族体育”相对,中央苏区的体育不仅不再只为少数人服务,还成为了动员群众和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有效手段。在“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保卫苏维埃,战胜一切敌人”的方针指导下,体育运动在征募新兵、发展党员、强健军民身体、鼓舞士气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运动会也成为庆祝妇女节、劳动节、建军节等重要节日必不可少的集体活动。根据地的“赤色体育”实践主要受到苏联的影响,列宁认为体育作为一种必要的品格训练,塑造了共产主义社会中全面发展的个人;苏共在1925年发布的文件中更是提出了一种“革命的体育观”,认为体育促进了个人的健康和性格的和谐发展,同时有益于军事训练和集体认同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体育总会又引进了苏联的《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制度(简称“劳卫制”)。“劳卫制”是一套针对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标准,它标志着以服务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新的身体文化正式形成,体育再次成为为新政权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手段。在建国初期,体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公共健康、提高生产力以及为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共产主义人人平等的政治理想也贯彻在这一时期的体育政策中,不仅每个人都享有参与体育锻炼的均等机会,甚至不参与体育锻炼的人还有可能被扣上“封建余孽”、“搞特权”的帽子。这种平等主义的身体文化还抹去了性别差异,不论男女,一律留短发、穿军绿色衣服、一起做广播体操、从事同样强度的体力劳动。

1954年,当时主管体育工作的贺龙元帅决定在清华大学试行“劳卫制”,大学一二年级的体育课分别以“劳卫制”一级和二级为主要内容,三四年级也要在通过“劳卫制”的基础上选修专项课和提高课,而对于未能通过“劳卫制”的学生,体育教研组还特别设立了基础课。当时已经年逾七旬的马约翰仍然坚持在教学一线,新学年开学后的一个午后,马约翰把全体新生集中在大礼堂,上“第一堂体育课”,介绍清华的体育精神和体育课的要求。50年代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在全校体育干部会上说,“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工作五十年。”这句话后来慢慢演变为清华体育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马约翰在辅导学生跑步

在所有的体育项目中,游泳似乎又有着特殊的政治意涵,因为它是毛主席最喜欢的运动,也被历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争相效仿。毛主席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重视体育,在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体育之研究》中,他就表达了对“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制日趋轻细”的忧虑,阐述了体育“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的作用,提出应该“德育、智育、体育并重”,甚至还分享了他从自己的体育锻炼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和注意事项。

毛泽东年少时就酷爱游泳,他晚年曾回忆初学游泳时的经历,“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建国后,毛主席多次公开游泳,每次都释放了不同的政治信号——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泳池边拒绝了苏联租借中国海岸线的要求;1959年他重游湘江,在橘子洲头水流最急处上岸,并指示说:“湖南有湘、资、沅、澧四大江河,要大力开展游泳,要深入到基层去推动群众性的游泳活动。”1966年,被排挤出权力中心的他通过横渡长江表达了他继续领导国家的能力和决心,而这次横渡长江也被认为是文革的序幕。毛泽东曾以游泳比喻社会主义建设走过的曲折探索历程:“学游泳必然要喝几口水,只有喝上几口水,才能认识水的特点和掌握游泳的规律。搞社会主义也是这个道理。”

1966年的横渡长江运动

三、“不会游泳不能毕业”:强制运动能适应今天大学体育的发展吗?

清华大学“强制运动”的传统始于1913年,那时马约翰还没有到清华任教,强制运动是由时任校长周诒春提出来的。学校规定,从周一到周六学生必须参加每天下午的课外体育锻炼,夏季为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冬季为下午四点到五点,届时所有教室和图书馆通通上锁,有教师到宿舍检查,到操场上进行辅导。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称自己作为一个“懒人”,“处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双球鞋,打烂了三五只网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块”。

学不会游泳不能毕业也是老清华的传统,梁实秋先生就因为这一规定吃了不少苦头。他抱着舍命一试的心态参加考试,还约了两位同学各持一根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张开外,冲力停止之后,情形就不对了,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是两根竹竿把握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补考的时候也许是太紧张,老毛病又发了,身体又往下沉,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心里明白,这一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便在池底连爬带泳地前进,喝了几口水之后,头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游完全程了,于是从从容容来了几下蛙泳,安安全全地跃登彼岸。马约翰先生笑得弯了腰,挥手叫我走,说:‘好啦,算你及格啦。’”

从2017级的本科新生开始,游泳将再次与毕业绑定。未通过入学游泳测试的学生必修游泳课,通过考核后方可毕业,除此之外,大一新生每天下午15时55分到19时20分不排课,从而督促学生养成锻炼习惯。关于为什么要将游泳列为毕业条件,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解释说,因为游泳是必备的求生技能,从长远来看对学生有利;而且游泳的锻炼效果比较好,有助于提升耐力,而且在水中运动,引起关节肌肉的损伤较小。

清华大学游泳馆

这项规定一出台就引发了诸多争议,质疑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其一,学校打着恢复传统的旗号强制学生学习游泳,然而时移世易,体育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也与一百年前大不相同,为了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而强身健体的体育传统,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是否还有动员效果?

其二,大学生体质下降是全社会的问题,基础教育阶段大部分学校和家长只看重学习成绩,忽视对学生运动兴趣和习惯的培养;社会公共服务和基层体育工作缺失,向公众免费开放的体育场馆和器材有限;举国体制塑造了畸形的体育文化,使公众对于体育的认识趋于工具化……这一系列原因共同导致了现状。进一步将体育与分数、毕业等功利因素捆绑,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抑或将适得其反?

其三,即便对学生在校期间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有刚性要求,那么运动项目也应该是多样的,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条件和兴趣自主选择,用“一刀切”的方式强制学生从事单一项目,并不能让学生在运动中各展所长,从而体验到运动带来的快乐。

最后,也是一些学生和家长最担心的问题,是学校的体育场馆本来就有限,游泳馆里经常出现人满为患的“下饺子”场面,一旦游泳列为必修,从场地到师资再到学生的安全、运动创伤的救护,如何才能获得保障?

清华出台的“游泳新规”不仅涉及到一所大学、一个运动项目的问题,同时也是在中国现有的体育制度和体育文化下,大学体育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在一线城市的国际学校中,已经有不少家长在体操、花样滑冰等亚洲人擅长的领域从小培养孩子,以求通过体育特长敲开常青藤大学的大门。请教练、租场地、上培训班,一年下来花费不菲,这样的体育已然成为富人的游戏。而在教育资源短缺的地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实依然严峻,在进入大学之前,运动甚至休闲的时间都是奢侈。“一刀切”的政策不免显得不够人性化,期待全社会体育意识转变以及各个环节配套改善,我们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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